第五十三章 文佐返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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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舊有的授田制度和戶籍，於是從建中元年（780年）開始，唐德宗的宰相楊炎開始推行兩稅法，簡單的來說廢除原有的租庸調，改用地稅和戶稅，每年夏秋兩次徵收。徵收的原則“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即是不再區分土戶（本貫戶）、客戶（外來戶），只要在當地有資產、土地，就算當地人，上籍徵稅。顯然，兩稅法的徵收承認了人口流動的現實，給予了人民自由遷徙的權利。

作為一個後來者，當然不能簡單的用“好”、“壞”來評價這次變化，因為歷史的發展本身就沒有好壞之說。不能認為推行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調等制度的初唐帝國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壓服四方，大唐國勢鼎盛；而推行兩稅法之後的唐中後期，乃是五代兩宋，中原王朝對邊疆地區的軍事優勢大為削減，甚至遭受入侵，被邊疆勢力所政府。所以前者就是好的，後者就是壞的，乃至要推行復古，興井田，建府兵，重新恢復初唐的軍事盛況。

這種想法在宋儒、明儒中非常普遍，如果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翻閱一下宋明兩代的文人書信集，就經常能看到各種恢復古制，授田於兵，自耕自食，且耕且戰，恢復漢唐舊制。這說明在開腦洞這種事情上，古今鍵政家其實都差不多，只不過宋人明人想的是學習漢唐，今人學的不一樣罷了。

那為什麼宋人，明人復古做法不成呢？有人說是因為唐代技術外流，所以五代、宋時候的邊疆少數民族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軍事政治力量已經不是唐代面對的突厥、高句麗之流可比了。所以即便宋人恢復了唐制，也無法擊敗西夏遼金這些邊疆王朝了。這麼說倒也不能說錯，但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他們卻沒有想到——誰也沒法把長大的孩子重新塞進嬰兒的包裹裡去。

真正迫使唐做改變稅法戶籍法的原因是因為社會經濟的發展讓原有的制度過時了，戰爭破壞了河北、河南、關中這些原有帝國的中心，讓大量的人口向南遷徙，這就開闢了南方的大片土地，帝國的經濟中心向南遷徙了。而這些流動的人口，新開闢的土地是不會出現在帝國的戶籍田籍中的；而且租庸調下，承擔賦稅勞役的物件是農民，確切的說是小農，而商人和手工業者哪怕他有再多的資金、僱傭工人，由於他沒有從國家那兒得到土地，他自然也無需承擔賦稅和勞役，隨著和平時間的正常，經濟的發展，商業活動必然更加繁榮，這些流動人口所佔有的財富也愈來愈多，經濟中佔據的分量愈來愈大，如果繼續任其遊離於國家稅收之外，這不但是不公正的，也是危險的。

所以帝國政府做出了改革，承認了人民流動、經濟繁榮的現狀，其結果就是從唐中葉開始，古代中國的經濟文化取得了飛速的發展，南方大片土地取得開發，到了北宋徽宗年間，戶口數已經超過了唐天寶年間幾乎一倍，政府的稅賦和民間的財富更是遠勝唐朝，而且這一切還是在疆土遠小於唐的情況下做到的。

但這一改革又是失敗的，因為唐宋之際的改革只是從增加政府的收入，滿足上層階級的貪得無厭和政府軍隊開支的角度出發的，但卻沒有能像西魏、北周、隋唐的改革那樣，將社會新興階級中的有力人士吸引到統治階級中來，發揮他們的力量，建立了新帝國。新的改革沒有能夠將唐宋之間那些透過新的生產方式，獲得巨大財富和權力的階層形成新的帝國支柱，這才是北宋武力衰弱的真正原因。

“從某種意義上講，侯二這種不安定分子也是一個社會的希望！”王文佐看了看眼前這個形容邋遢的閒漢：“當社會正常執行的時候，他們確實有害無益，但當一個社會已經沒有出路的時候，像他這樣的人說不定能找出一條新路來。畢竟麥哲倫、哥倫布、皮薩羅可都不是什麼老實本分的好人家。”

想到這裡，王文佐點了點頭：“侯二，既然你這麼想，那死在外頭可別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