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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有益的貢獻,僅僅懂得“高談虛論,左琴右書”是不行的。作者認為國家所需要的人材大約有六種,即“朝廷之臣”“文史之臣”“軍旅之臣”等。人各有長短,要求一人同時具備六種才能是困難的;一個人倘若具備其中一種,勝任一職,也就於心無愧了。這是一種務實精神。接著,顏之推進一步指出,南朝士大夫的通病在於誇誇其談,“及有試用,多無所堪”,他們雖然多身居要職,但實際上“難可以應世經務”。與此相反,倒是那些旁門庶族、出身清寒的中下層官吏能做一點事。時俗“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指有實際能力的中下層官吏)而疏士大夫”,顏之推認為這是一種偏見,譏其眼不能見睫,缺乏自知之明。第三段,作者舉史實為例,論證放達不務實際的後果是坐以待斃。梁世士大夫崇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京城內外,沒有人騎馬。如果有誰騎馬,就會招惹來非議,甚至遭到彈劾。建康令王復,有一次看見“馬嘶歕(噴)陸梁(跳躍)”,非常吃驚,說:“這分明是虎,怎麼叫它為馬呢?”士大夫由於“膚脆骨柔”,到了侯景之亂,他們既不會乘馬,又“不堪行步”,以至“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這對後人的教訓極為深刻,唐太宗李世民說:“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資治通鑑》卷一九二)顏之推對梁世士大夫誇競儀表容態,優遊享樂,不務實際的風氣極為不滿,他在《勉學》篇中對他們大加鞭撻嘲諷:“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無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一旦社會離亂,朝市變革,則“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流離顛沛之意)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這些描述,可以和本篇互相參證。末段,作者深入一層闡發涉務應當首先重視農事,只有重視農事才能治國營家。重農務本,當然不能算是一個新鮮的話題,但經歷過侯景之亂等種種社會變遷,顏之推的“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並非無感而發,因此更突出了重農務本的重要。他認為:“未嘗目觀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一個不懂得一點農事的人,做官,必定不稱職;營家,必定辦不好。因此,作者對子孫後代發出了“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指商賈)哉”的警告。
儘管顏之推是站在士大夫的立場上來勸誡子孫後代如何立身處世的,但《涉務》所提倡的務實精神無疑值得肯定。作為《顏氏家訓》中的一篇,它持論平實,言之有物。梁代末期的社會動亂使一部分作家從虛誕浮華的文風中覺醒過來,使他們比較地重視現實和實際。《顏氏家訓》本來就是寫給子孫後代看的,有一定的實際意義,所以《涉務》講家常話,道眼前事,夾敘夾議,懇切動人;作者並沒有板起臉孔訓斥說教,而給人一種渾樸的感覺。顏之推處在駢文盛行的南北朝末年,卻不為駢文文體所囿,而是駢散結合,行文自如,語言樸素流暢。《涉務》篇敘事時還注意進行形象生動的描寫,第三段對梁士大夫“褒衣博帶”、“膚脆骨柔”的刻畫,入木三分,相當精彩;建康令王復見馬嘶而震懾,以至強指為虎,雖是極端的例子,逗人發笑,但仍給人以真實感,有說服力。這些描寫,淡淡幾筆,就勾勒出一幅梁代士大夫生活和精神風貌的影象。如果說,讀古人家訓,不能不讀《顏氏家訓》,那麼讀《顏氏家訓》就不能不讀《涉務》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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