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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略作交代即幾筆帶過;然而在當事人之一的李清照看來——尤其是在亡夫趙明誠墓木已拱之後重睹其手澤如新的遺蹟時,這一段夫婦燈下共同校書賞畫的生活,卻成了她一生中最值得追憶和回味的“黃金年代”!因此,她在此時拋棄了一般序文那種比較拘謹的文筆,而用她那活潑而細膩的女性筆觸描繪了一幕夫婦賭茶的閨中行樂“小戲”:“餘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當然,輸者通常是記性不及李清照的趙明誠,故而連贏多次的妻子“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這樣的描寫,多麼真切,多麼生動,多麼富有家庭氣氛和人情味!相比之下,即連韓、柳、歐、蘇那些著名的古文名篇,其敘事記人的傳神程度,都要在這位並不以散文馳名的女作家面前,遜色三分了。
然而,就在趙、李夫婦甘心終老於這種與世無爭的學術生涯之中時,“胡兵忽自天上來”(李詩《浯州中興頌》),金兵攻破東京的惡耗猶如晴天霹靂一般,驚斷了他倆白頭偕老的美夢。從此,風雲變色,驚濤迭起,這個恩愛家庭的命運也就像駭浪中的一隻小舟那樣,屢遭撞擊,終於無法抵禦,先是隨波顛沛,最後被迫解體。從“靖康丙午歲”開始,作者便用史家紀年甚至是紀月紀日的沉重筆調,為我們勾畫了這隻“小舟”逐漸走向沉沒的一幕幕揪人肝腸的鏡頭。其間大約經歷了這麼幾個階段:
先從靖康元年(1126)趙明誠出守淄川到次年十二月金人攻陷青州,他倆預感前途不妙,把家鄉的書畫文物忍痛割愛,反覆淘選,載了十五車運往建康。而留在故宅的十餘屋書冊什物果然被亂兵付之一炬,盡化灰燼。
次從建炎二年(1128)至次年八月十八日,趙明誠復知建康府,旋即罷官,後又奉旨趕赴建康見高宗,終於病死建康,這一時期更給李清照帶來了家破人亡的巨大打擊。請讀她對丈夫臨別時的描寫:“六月十三日,始負擔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這猶是何等地神采奕奕!可是事隔二月,當李“一日夜行三百里”地趕到病榻前時,趙已病危在膏肓,終於“取筆作詩,絕筆而終”。而在似乎有預感將會發生某種不幸的夫婦岸邊訣別時,兩人的對話中,念念不忘的竟仍是那從家鄉帶出的十五車文物圖書:“餘意甚惡,呼曰:‘如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遙應曰:‘從眾。必不得已,先去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常言說:“患難見真情。”在這戎馬倥傯、形勢危急之秋,這對夫婦心之所繫,不是家財輜重,甚至也不是生命安全(觀其“抱宗器而與身俱存亡”可知),而是二人共同用心血積聚起來的祖國文化瑰寶,這種兩心相通的事業心和責任感,是多麼令人感動!
再從葬畢丈夫直到書寫《後序》的三年間,李清照孤身一人攜帶著二萬卷書、二千卷金石碑刻及其他文物,到處飄零;而在途中,因遇亂兵及盜賊,這些寶藏最後十去其七八,只剩下寥寥可數的幾種。這對她來說,又是夫亡之後的又一大精神打擊。她先欲奔洪州投親不果,改赴臺州、黃岩,再僱舟入海,由海道赴溫州、越州、衢州,遂後又赴越州、杭州。這一條路線,基本是追隨著宋高宗避難南逃的蹤跡行走的。那逐年逐月的記載,很可補史傳之不足,從中也可見出這位貴族婦女在國家多難之際所遭受的顛沛流離之苦和她對於朝廷的一片忠誠。行文至此,作者就用這樣的語句結束了對於往事的回憶,並把讀者帶回到她寫序時的現實環境中來:“今日忽閱此書,如見故人。……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此時讀者似見趙明誠墳頭的松柏搖曳於晚風夕陽之中,又見一位老境漸迫的憔悴婦人正在獨對青燈,翻閱遺卷,真令人欷歔嘆息,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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