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孟子·梁惠王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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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先秦】孟子

孟子見梁惠王[1]。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2]？”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3]。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4]？’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5]。萬乘之國[6]，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7]。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8]。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註釋：

[1]梁惠王：即魏惠王（前369—前319年在位），戰國時魏國國君。名罃。“惠”是其死後的諡號。魏惠王在位時，因迫於秦國的壓力，將都城從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遷到大梁（今河南開封），故亦稱梁惠王。[2]以上三句意為，老先生，不遠千里而來，那麼將給我的國家帶來什麼利呢？亦：則。[3]以上兩句意為，大王何必說利？只有仁義罷了。亦：只；僅僅。[4]家：大夫的封邑，又稱采地。[5]此句意為，上下互相爭奪利，國家就危險了。交徵：互相爭奪。徵：奪取。[6]乘（shèng）：量詞。古代用四匹馬拉的一輛兵車叫一乘，一乘有甲士三人，普通兵卒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諸侯國的大小以兵車的多少來衡量，萬乘之國為當時的大國。[7]以上三句意為，萬份中佔有千份，千份中佔有百份，不算是不多。[8]以上兩句意為，如果人們把義放在利之後，不全部奪取就不會滿足。饜（yàn）：滿足。

原邊注：

“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禮記·大學》）

點評：

本章為《孟子》一書首章，從梁惠王稱孟子為“叟”，知是孟子游歷晚期事，列為首章，關乎全書主旨也。據學者考證，孟子在滕國推行仁政失敗後（參見2.13、2.14、2.15），聽說魏惠王招賢納士，於是率領門徒，“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6.4），浩浩蕩蕩來到魏國。孟子到魏國時，梁惠王正經歷了一連串的軍事失敗，故急迫地問：能給我的國家帶來什麼利益？於是二人有了這場關於義利的著名對話。

朱熹說：“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故這段文字被列為《孟子》的開篇，可能不是偶然的，它既是對當時社會狀況的反映，也是理解《孟子》一書的關鍵。孟子生活的戰國中後期，周代以來的禮樂制度徹底崩壞，如何重建政治秩序成為急迫的現實問題，在這一問題上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和看法。法家主張對內富國強兵，對外武力擴張，希望透過暴力重建政治秩序，其所行乃霸道；而以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則主張行仁政、王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7.9），希望以仁義重建政治秩序。故孟子的義利之辨不只是一個利益分配的問題，而首先是政治秩序重建，是行霸道還是王道的問題——以仁義重建政治秩序是為王道，以暴力實現政治統治則為霸道。需要說明的是，梁惠王“何以利吾國”的“利”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利，不是民眾的物質利益，而是指攻佔別國的土地，殺戮別國的民眾，是“欲以富國強兵為利”（趙岐注），實際是梁惠王擴張疆土，臣服秦、楚的“大欲”。故針對梁惠王的發問，孟子明確回答：“大王何必說利？只有仁義罷了。”孟子所說的義或仁義是指公正、正義，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良善關係。孟子的義利之辨具有不同的內涵和層面。義利之辨的第一個層面是說，我們不能在一個沒有道德原則，沒有正義、秩序的環境中去追求利，在這樣的環境中如果人們還一味地追求利，那隻能是諸侯想著去取代天子，大夫想著去殺害諸侯，士想著篡奪大夫，只能使社會陷入更大的混亂之中。孟子告誡人們，在一個無序、混亂的社會中，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