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宋】王安石《與馬運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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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馬運判書

作者：【宋】王安石

運判閣下：比奉書，即蒙寵答，以感以怍。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為家者，不為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1]？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為耳。不得為，則尚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

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2]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畿兵之駑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3]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為猶人之血脈，不及則枯，聚則疽[4]，分使就食，亦血脈流通之勢也。倘可上聞行之否？

註釋：

[1]與：同“歟”，句末語氣詞。[2]汴水：此指古汴水，自河南開封流經徐州，匯入泗水，南達江淮。[3]漕輓：漕，水運；挽，挽車，指陸上運輸。[4]疽：一種毒瘡。此指血脈凝聚、不流通。

賞析：

宋仁宗慶曆七年（1047），王安石調任鄞縣（今為浙江寧波市鄞州區）知縣。這裡山巒起伏，跨江負海而溝渠相通，然因長年失修，渠川淤塞，以致農業生產下降，人民生活相當貧困。王安石到任後親自下鄉巡視，瞭解到農民為旱災所苦時，隨即組織當地百姓，興修川渠，“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谷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邵伯溫《聞見錄》卷十一）。他在鄞縣獨掌政務所積累的豐富經驗，為後來推行新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這封給馬運判的覆信中，更顯露出他的政治才能和理財的卓識。

這封信的內容雖分為二個層次，但聚焦點是議論國家的財政經濟。北宋自“慶曆新政”失敗以來，社會危機日益加深，國家財力漸趨困窮。一些有識之士迫切要求革除積弊，改變積貧積弱的形勢。王安石正是適應這種時代改革的潮流，提出了自己的理財方針。他認為“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這裡所說“資之天地”，就是從天地自然界索取豐富的生活資料，也就是與人們的社會生產相結合。只有透過發展生產，天下百姓才能增加收入，國家賦稅才能得到富足。這種把國家財政收入與發展社會生產緊密聯絡的觀點，是具有現實意義的。當時財政措施的主要弊端，不僅在於開支用度沒有節制，而根本癥結所在是沒有透過發展生產來開闢財源，只靠加重賦稅來蒐括民脂民膏。對此王安石運用一個巧妙的比喻進行辛辣的諷刺。他指出這種作法就好像一個人關起門來，與自己的兒子做買賣，外面的財富進不來，即使把兒子的錢財都賺過來，全家的財富也沒有增加，並不算富足。用喻新巧，使抽象的道理變得生動具體，又小中見大而富有說服力。

信中第二層意思是從當時（指慶曆七年）東南地區大旱，饑荒嚴重，而汴水又幹枯的情景說起，提出把聚集京城的老弱士兵分散到各地供養，好像人體的血脈流通一樣。這個比喻雖然簡單，但卻是十分貼切的。

王安石書札文的一大特色，就是長於說理，語言簡練精當。從他這封闡述理財之道的信中可窺見其識度高遠。雖然這些書札的感情色彩並不濃烈，但此信因事說理，由感性昇華為理性，而敘事與議論相結合，並運用巧妙的比喻，故讀來不覺枯燥，確有引人入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