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宋】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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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篇文章卻是佼佼者，有其鮮明特色。

由於文章的題目出自《尚書》，所以先以詠歎先王愛民之深，憂民之切開頭，緊扣主旨。接著從賞善與罰不善兩方面說明，總歸於“忠厚”二字。周道衰落之後，穆王還是把要善於用刑的方法，告訴呂侯。所謂“祥刑”，意謂用刑須審慎從事。王先謙《孔傳參正》認為“祥”當為“詳”。按《漢書·明帝紀》：“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又《劉愷傳》：“非先王詳刑之道也。”引《尚書》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詳刑”實際上就是要“慎刑”，所以說孔子對此還是給予了肯定。衰世尚且如此，何況盛世呢？這是退一步說，從而更加夯實了主旨的深厚基礎。

但是，賞罰之道，要完全掌握它，並非易事。輕重的分量，也難以掂得很準。所以文章從經文中拈出了一個“疑”字。解決疑難問題的原則就是“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所謂“廣恩”“慎刑”，都體現了“忠厚”之義。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作者引用了唐堯不從皋陶執法殺人的意見，而同意四嶽任用鯀的例子，體現先王刑賞之道，一本忠厚。透過敘事中的剖析，文章又引用《書經》的警句加以論斷，復以詠歎出之，不僅使主旨更加突出，而且與開頭遙相呼應，使人有渾然一體的感覺。

行文至此，主旨似乎已經完全闡明瞭，但是，作者並不就此收住，反而蓄足氣勢，橫生波瀾，展示了他不可羈縻的才思。關於可賞可不賞，可罰可不罰的提示，這自然是上承“疑”字而來，但它並不是前者的重複。“疑”是有問題，而此則認識上已經基本明確，其概念和前者又不完全相同。而在這個範圍內的過賞過罰問題，蘇軾認為“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透過這一層挖掘，既深化了主旨，又體現了作者認識事物剖細入微的能力。而其斷語“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則又表現了極大的概括力，顯得斬釘截鐵，十分精悍有力。

賞和罰的範疇剖析明白之後，接著進一步又探討賞和罰（刑）的方式。作者認為，古代賞賜有功者不一定用爵祿，處罰有罪者不一定用刀鋸；加之“善不勝賞”，“惡不勝刑”，範疇和方式實際上都被擴大了。如此發揮，真是處處貫通，無往而不可。但是既要放得開，又要收得攏。“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仍然再拈出“疑”字，使文眼在筆陣墨浪中豁然透氣，又復歸結到“忠厚之至也”這個主旨上來。餘波振盪，最後又引用《詩經》《春秋》之義，十分鮮明地捧出了題目。題目亦即結論，在結構上顯得非常緊密而完整。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統治者動輒施以刑罰，並不“慎刑”，至於“廣恩”、賞賜之類，也往往是統治階級內部的事。所以文章提出的賞善懲惡一本忠厚的原則，不過表現了試官和作者希望不要濫刑無辜，要求推行“仁政”的善良願望而已。為政之道，寬猛相濟。《左傳》中記載鄭國大政治家子產以水火之喻論政寬猛的話，孔子聽了，深受感動，也說：“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博學的蘇軾不可能不知道這段故事。宋代以經文為題取士，至明清變而為八股，謂之制義。應試者是不能違背經義的。對此，也就不必苛求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