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白居易《與元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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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過程，說從二十歲以後，“晝課賦，夜讀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瞀瞀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描寫具體生動，讀後令人感動。他還談到，在創作《賀雨》《哭孔戡》《秦中吟》等詩篇時，由於緊密聯絡當時的政治鬥爭和社會現實，貫徹自己提出的創作主張，卻被達官貴人切齒痛恨，但他毫無反悔之意：“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相反，他對自己的詩文得到各階層人民的歡迎，感到由衷的高興：“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裡，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白居易詩歌無論是在當時或是後世，影響是很大的，正是由於他用詩歌作武器，揭露社會矛盾，反映現實生活，具有進步意義。他特地把自己詩歌創作中有關“美刺興比”的篇章，編為《新樂府》一百五十首，稱為“諷諭詩”，體現現實主義詩歌理論的成果。

白居易以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說教為準則，說明他寫“諷諭詩”是表達“兼濟之志”，其目的還是“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他寫“閒適詩”是表現“獨善之義”，特別是貶謫江州之後，他在政治思想上由積極轉入消極，寫了大量的“閒適詩”。所謂“志在兼濟，行在獨善”的人生觀，正是反映他思想上的矛盾，也正是這種思想矛盾，使他的晚年創作走上消極頹放的道路。此外，本文在評價作家作品時，對陶淵明、李白等的詩歌創作的批評也有不當之處，這也是必須加以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