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袁崇煥·傳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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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人議和，就是大漢奸秦檜。這是當時讀書人心中的“條件反射”。

袁崇煥從實際情況出發主張議和，朝臣都不附和。遼東經略王之臣更為此一再彈劾袁崇煥，說這種主張就像宋人和金人議和那樣愚蠢自誤。

其實，明朝當時與宋朝的情況大不相同。

在南宋時，金兵已佔領了中國北方的全部，議和等於是放棄收復失地。但在明朝天啟年間，金人只佔領了遼東，遼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暫時議和，影響甚小。

南宋之時，岳飛、韓世忠、劉鑉、張俊、吳璘、吳玠等大將，都是兵精能戰，金人後方不穩，形勢上利於北伐，議和是失卻了恢復的良機。明末軍隊的戰鬥力遠不及金兵，惟一可以依賴的只有西洋大炮。但當時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易搬動，只能用於守城，不能用於運動戰。

對於明朝最重要的是，宋金議和，宋方絕對屈辱，每年片面進貢金帛，並非雙方互贈。宋朝皇帝對金稱臣bc。然而皇太極卻甘願低於明朝皇帝一級，只要求比明朝的諸臣高一級。皇太極一再表示，金國不敢與中國並列，只希望地位比察哈爾蒙古人高一等就滿足了bd。他和袁崇煥書信來往，態度上是很明顯的謙恭bE。

可見宋金議和與明金議和兩事，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皇太極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後來索性改了國號，不稱金國，而稱“大清”，以免引起漢人心理上敵對性的連鎖反應bF。袁崇煥和皇太極信使往來，但因朝中大臣視和議如洪水猛獸，談判全無結果。

當時主張和金人議和，非但冒舉國之大不韙，而且是冒歷史上之大不韙。中國過去受到外族的軍事壓力而議和，通常總是屈辱性的，漢人對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便的就將“議和”、“投降”、“漢奸”三件事聯絡在一起。當軍事上準備沒有充分之時，暫時與外敵議和以爭取時間，中國歷史上兩個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過。漢高祖劉邦曾與匈奴議和，爭取時間來培養國力，到漢武帝時才大舉反擊。唐太宗李世民曾與突厥議和（那時是他父親李淵做皇帝，但和議實際上是李世民所決定），等到整頓好軍隊後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不過這不是中國歷史上傳統觀念的主流。主流思想是：“與侵略本國的外敵議和是投降，是漢奸。”其實，同是議和，卻有性質上的不同，決不能一概而論。基本關鍵在於：議和是永久性的投降？還是暫時妥協、積極準備而終於大舉反攻、得到最後勝利？議和停戰只是策略，決不等於投降。然而明末當國的君臣都是庸才，對於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比、大局發展的前途都是茫無所知，既無決戰的剛勇，也無等待的韌力。袁崇煥精明正確的戰略見解，朝廷中下意識的認為是“漢奸思想”。

袁崇煥當然知道如此力排眾議，對於自身非常不利，然而他已將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只是以大局為重bG。以他如此剛烈之人，對聲名自然非常愛惜，給人罵“漢奸”，那是最痛苦的事。比較起來，死守寧遠、抗拒大敵，在他並不算是難事，最多打不過，一死殉國便是，那是心安理得的。但要負擔“歷史罪人、民族罪人、名教罪人”的責任，可艱鉅得多了。越是不自私的人，越是剛強的人，越是不重視性命而不肯忍受恥辱。越是儒家的書讀得多，心中歷史感極其深厚的人，越是寶貴自己的名節。文天祥《正氣歌》中所舉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蹟，如張巡睢陽死守，顏杲卿常山罵賊，袁崇煥做起來並不困難。對於性格柔和的人，當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義難，在袁崇煥這樣的偉烈之士，卻是守寧遠易而主和議難。主張議和，他必須違反歷史傳統、違反舉國輿論、違反朝廷決策、更違反自己的性格。上下古今，一切都反，連自己都反。

他是個衝動的熱情的豪傑，是“寧為直折劍、猶勝曲全鉤”的剛士，是行事不顧一切、“幾大就幾大”的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