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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務虛,強調理論必須透過實際的活動來檢驗,認為‘無驗於事者,其言不合,無考於器者,其道不化’)的路子吧。”
這裡的浙東永嘉、永康事功學派,指的是以葉適和陳亮為代表的學問派別,與當時朱熹的理學、陸九淵的心學並列為南宋儒學三大學派,只不過事功之學較少為後人所知。
黃信曬然道:
“要變法,有些東西是繞不過去的。”
“龍川先生和朱子的王霸義利之辯,再來一次,你覺得你能贏嗎?”
黃信沒有說謊,變法的最大阻礙,從來都不是什麼廟堂上搞政爭的文官士大夫。
只要是個體,在絕對的武力面前,都是無足輕重的。
事實上,若是隻靠砍人就能變法,那歷朝歷代敢砍人、有意願變革的帝王名相多了去了,怎麼沒幾個敢動又能成功的呢?
變法,表面上變得是法度,守舊,表面上守得是舊制。
可實際上歸根結底,爭得是廟堂乃至社會道德里最核心的命題,是不折不扣的道統之爭。
能不能不爭道統,而直接變法悶聲發大財?
在中國古代的廟堂環境中,答桉是不能。
因為變法必然涉及到最經典的“王霸之辨、義利之辨、古今之辨”,這三個中國古代政治哲學中最核心的爭論。
就“王道”和“霸道”來說,這不僅是價值取向不同的問題,而且在現實廟堂領域,也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和各自的實質內容,正如宋人張木式所說:學者須先明王霸之辨,而後可論治體,這就是說辨別“王霸”並不僅僅是哲學思辨,而是非常現實的廟堂問題。
至於“義利之辨”,義利問題和義利關係在儒家倫理思想與價值觀中是極為重要的,而程顥、程頤、朱熹等人堅持董仲舒的觀點,認為道義和功利是互相排斥的.講道義當然容易,當然是某種廟堂正確,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指指點點可太爽了,可變法,就是要重功利而輕道義。
“古今之辯”就更不用多說了,廟堂上到底是祖宗之法不可變,還是說法度要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學術上到底是師古,還是師今?這些問題從來都不是單純地哲學問題,而是極為敏感的廟堂問題。
總而言之,古今、王霸、義利,這是幾千年都繞不過的老命題。
姜星火就算是讓朱棣把所有反對者都砍死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但就算是說氣話,到最後還是繞不開這些問題。
想要變法,想要進行儒教變革,解除思想禁錮,與製造力同時解鎖,來完成從思想到現實的雙重變革,那麼這些挑戰是他所必須面對的。
換言之,是時候掀起一場思想上的討論與變革了。
這才是“啟蒙大明”真正要做的事情。
只有完成思想解錮,近代科學才有最基礎的發展和傳播的空間,有了近代科學,才能進一步促進工業化,讓這個世界的大明走上一條新路,這是發展科學的前置條件。
說實話,光靠科學實驗震驚古人是沒用的,古代從來不缺奇思妙想,缺的是給這些奇思妙想建立一間遮風避雨大廈的人。
姜星火走到了刑房的小窗前,開啟了遮擋光線的木窗。
外邊,依舊是陽光燦爛的夏日。
隔著一條御河,對面街頭巷尾,依然熱鬧喧譁著。
但在姜星火的眼中,卻有寒氣漸漸滋生。
“真理不辯不明,古今之辯,王霸之辯,義利之辯,不過是我路上的三塊絆腳石罷了,你且好好活著,看我如何踢走便是。”
姜星火回望著黃信,一字一句,平靜地說道。
“朱熹能宣稱他‘贏’,是因為他的對手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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