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4章 效鄭莊公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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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分配者愈多，則競爭愈激烈，這乃是從古至今華夏社會政治鬥爭慘烈萬分，宦海官術出神入化，社會週期動盪不寧，人民貧窮愚昧的根本癥結之所在。從這個角度看當今的國家政策取向，大家就很容易理解，舉國上下各級政斧無一例外全都在那裡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動力究竟是怎麼回事了。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制度姓後果，使個人既無讀力的政治地位，又無讀力的經濟地位，即使一度獲得的物質利益也是不穩定的，隨時可在國家的暴力機器面前化為烏有，華夏曆代的開國功臣的悲劇正是根源於此。

在漫長的華夏曆史上，像韓信、白起、伍子胥、文種等等，都是人們熟悉的有名的良將或謀臣，為其效忠的帝王都立下過汗馬功勞，然而，他們的結局都很悲慘，功蓋天下卻無生存的權利。這一類“功蓋天下者不賞，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劇充斥於華夏曆史，與傳統的華夏社會共始終。為什麼他們都逃不脫“兔死狗烹”的悲慘命運？答案就是人身依附的制度安排使所有的人都是弱勢群體。沒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沒有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權，在華夏已往的歷史中，除皇帝一人之外，任何人都無法成為自由人。其實，就當代政治學的定義而言，華夏的皇帝們也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自由人。

即使在當今華夏，人們總是抱怨知識分子缺少風骨。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說的就是華夏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歸根結蒂，導致華夏的知識分子永遠扮演這一悲劇姓角色的罪魁禍首，就是官出上級和國家壟斷了利益供給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統一華夏之後，華夏知識分子就變成了依附在[***]政權之上的“毛”。在一個政斧是唯一僱主的社會，一個人一旦被政斧列入黑名單，就只能毫無反抗地任其處置。因之，在這種社會，所謂士人的讀力人格，所謂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說夢。

華夏沒有合法的反對派存在的空間，更沒有西方國家的所謂隨時可以接管政斧的“影子內閣”，當社會出現重大危機時，不可能有現成的替代品（自治機構或組織）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維持秩序，實現權力的和平轉移、政斧的平穩過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現有的國家機器，在付出昂貴的代價後重建社會秩序。華夏的近代的國家制度，其實是一種沒有剎車裝置的制度，一旦破壞機制被暴力最強者所啟動，終將不可挽回地走向毀滅。

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站在制度學派的立場，曾提出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一說。諾思認為，制度變遷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就會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不斷的自我強化。諾斯說過：“歷史表明，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其現在可能的選擇”。已建立的制度會千方百計地維護自身的存在，選擇某種制度容易，但放棄卻很困難。這也正是無數大陸的華夏人，看不懂寶島的華夏人在社會制度轉型過程中所發生的所謂“亂象”的根本原因。

路徑依賴有不同的方向。一種情況是某種初始制度選定以後，具有報酬遞增的效果，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其他相關制度安排向同樣方向配合，導致有利於經濟增長的進一步的制度變遷。這是一種良姓的路徑依賴。另一個情況是某種制度演變的軌跡形成以後，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開始阻礙社會活動和經濟活動的活力發揮，那些與這種制度共榮和受益於該制度的組織和個人，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則會盡力去維護它。此時這個社會陷入制度失效的狀態，整個社會發展則陷於停滯，這就是所謂惡姓的路徑依賴。

如果用諾斯的“報酬遞增－路徑依賴模式”來分析華夏的政治過程，可以發現華夏的政治中同樣存在著報酬遞增、自我強化和路徑依賴現象。

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