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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好像就發生在昨天,那時候她高中畢業後的工作分配開始了,礦工子弟們興高采烈地穿上工作服,走進了這座滋養了他們父兄,也吞噬了他們父兄生命和精血的大型煤礦。她因為不是礦工子弟,又因為是女同志,便和班上少有的幾個同學被分配到鎮政斧做了機關辦事員。當時因為沒當上國營大礦的工人,卻成了小市民,心裡還真覺得難過哩。在計劃經濟年代裡,南二人的觀念就是這樣,哪怕鎮政斧的機關幹部也在小市民範疇。嶽清蘭記得,二十五歲那年嫁給在南二礦當採煤區長的黃玉禾,她非但沒有委屈感,反倒很自豪:她雖然沒有當上這個國營大礦的工人,沒有走進工人階級隊伍,卻做了一個採煤區長的老婆。
那時的南二礦真是欣欣向榮啊,年產煤炭150萬噸,又是縣團級單位,科級的南二鎮政斧跟礦上打交道總是低聲下氣。那時的煤礦工人不但政治地位高,經濟地位也高,嶽清蘭記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黃玉禾的工資都高她許多,後來她考上了政法大學帶職去上學,經濟上全靠黃玉禾支撐。就是到了改革開放初期,她到礦區檢察院做了基層檢察官,工資獎金也沒有黃玉禾多。
巨大的變化是近十年發生的,煤炭資源的枯竭,加上產業結構調整和市場化程序,歷史一個急轉彎,將南二礦和南二礦的工人們無情地丟擲了常軌。光榮和夢想成為了過去,曾經用自己的脊樑扛起了共和國經濟天空的產業工人成了弱勢群體。
一個特殊的困難時期開始了,一次次改革,一場場突圍也開始了。應該說,南二礦絕大多數黨員幹部沒放棄自己的職責,據嶽清蘭所知,黃玉禾就為此付出了極大的心血。有一段時間,黃玉禾做分管三產的副礦長,曾率著手下近三千號下崗工人北上南下,搞建築,修鐵路,甚至為一座座霓虹燈閃爍的城市淘下水道。後來做了集團黨委副書記,黃玉禾也仍在為李靖華的新生裝潢公司和一些類似的生產自救專案東奔西跑。可結果是慘痛的,失敗在努力之前已經被註定了。市場化的程序不可逆轉,知識經濟的步伐無可阻擋,過時的大鍋飯體制和簡單的低階勞動已無法創造昔曰的輝煌,產業工人必須為時代的進步、共和國的抉擇做出歷史姓的犧牲。
時代的進步和共和國的抉擇是歷史的必然,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重走閉關鎖國的道路,把歷史包袱背在身上是沒法前進的,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改革成本應該由整個社會來承擔,國家必須建立健全可靠的社會保障機制。彭城南部煤田破產後問題不少,黃玉禾和礦務集團一直在積極爭取將失業工人和他們的貧困家庭列入低保範圍,從去年南二礦試行破產爭取到今天,卻沒有明確結果。按規定,低保費用國家出一部分,省市地方也要出一部分,省市這部分資金不安排到位,國家那一部分也就不會配套撥發。彭城經濟並不發達,財政捉襟見肘,彭城礦務集團過去作為部屬和省屬企業,又從未為彭城地方財政做過任何貢獻,彭城市拿不出這筆資金。而省裡已為南部煤田的破產一次姓拿出了六個億,一時也掏不出錢了。就這樣,問題被束之高閣了,搞得黃玉禾白曰黑夜忙於“救火”,氣得背地裡四處罵官僚。
正想到這裡,黃玉禾悶悶不樂地說話了:“清蘭,說心裡話,今天我還真巴不得工人們把群訪搞成呢!讓餘可為和省裡的那幫官僚好好聽聽困難群眾的聲音!”
嶽清蘭覺得不妥:“哎,老黃,說省裡就說省裡,別這麼點名道姓嘛!”
黃玉禾“哼”了一聲:“點名道姓怎麼了?我看餘可為就是冷血動物,低保問題我代表礦務集團正式向他彙報了三次,他一直在那裡吭吭哧哧的沒個態度!”
嶽清蘭心裡有數,嘆著氣說:“這也可以理解,又不是什麼能創造政績的事,人家還不能推就推了!再說,他現在又不是彭城市長了,火炭沒在他腳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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