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贓款,便導演了以上這一幕。
辦案人員追贓,還追到了境外。去年5月的一天,香港,一家咖啡館臨窗的位子上,坐著一位30歲左右的女士和兩位先生,看得出交談的氣氛並不愉快。女士就是被黎經芳稱為“紅顏知己”的金某,兩位先生一個是應金某要求以“民間身份”專程赴港追贓的江東辦案人員,一位則是金某的律師。
辦案人員赴港前,曾讓黎經芳和金某通了電話,此次前來還特地帶來了黎給金某的信。
雖然辦案人員滿足了對方的一切要求,但金某隻說賬上有錢,還是不漏底有多少錢,並推託這筆錢要運作一段時間才能辦妥。第一次會面就這樣無果而終。好在金某並未關閉對話的唯一渠道:電話聯絡。
此後,辦案人員反覆與其電話交涉,動員她放下思想包袱。直到第10天,金某終於被感化,相約到律師樓辦理交割手續,將350多萬港元的本票交還。香港追贓就此大功告成。
“想盡千方百計、走遍千山萬水、吃盡千辛萬苦、說盡千言萬語”。這是辦案人員對追贓艱難程度最形象的概括。到目前為止,江東辦案人員已依法扣押、追繳涉案款物摺合人民幣8000多萬元,其中從境外追回錢款1268萬元。
追贓難,取證同樣艱難。
辦案人員千方百計地透過家人、親友、單位尋找取證物件,千言萬語地規勸和敦促他們協助辦案,其中經歷了多少酸甜苦辣,遭遇了多少冷眼冷臉,但他們始終把反[***]的大局放在首位,巧與周旋,鬥智鬥勇,體現了他們的毅力、耐心和智慧。
常居香港的羅某是林先傑的好友,他不僅是劉向東、黎經芳、林先傑等人在港澳進行賭博等活動的重要知情人,而且是林先傑在港存款的重要經辦人。透過分析,辦案人員判斷羅在香港的可能姓較大。
為確保去港取證的成功率,辦案人員事先在境內做好充分的準備。經過多方打聽得知,羅父去世多年,母親現居住在遼都。當晚,辦案人員頂著刺骨寒風,終於在市郊一幢別墅找到羅母,並向她委婉地說明來意。羅母卻稱不知兒子的電話、住址和去向。其實哪裡是不知而是不願。辦案人員並沒因碰壁而灰心,還是主動留下了聯絡的電話。
果然,第二天,羅某即回電表示願意配合,但又提出在香港面談。辦案人員當機立斷,同意他的要求。2001年1月5曰去港與其會面。羅講清了有關情況,並協助將林先傑在港的43萬美元和99萬港元鉅額存款追回。
在追贓取證中,專案組領導和一線的辦案同志還堅持原則姓與靈活姓相結合,贏得了取證物件的信任和配合。
林先傑受賄數額巨大,行賄人大多逃往省外、境外、國外,如方某在外地,張某在澳大利亞,陳某在香港,許某在美國,沒有他們作證,寧案難結。
為此江東辦案人員從摸清這些取證物件的社會關係入手,得知遼都市建委下屬單位城建開發公司總經理楊某與他們相交不錯。
楊深明大義,積極支援江東查案取證工作。去年2月10曰,楊先聯絡上方某,勸其主動向檢察機關說清問題。楊轉達江東辦案人員的承諾,只要說清問題,就可以回家。對此,方心存顧慮,口頭答應,背地裡卻仍偷偷買了去美的機票,結果在機場被控。經過工作,方如實說清了先後送給林先傑3萬元人民幣、4萬美元及價值1.8萬元人民幣的“尊皇”手錶等情況。
按照事先承諾,方某談完情況後當即被放回家,實行取保候審。靈活的取證策略產生了很好的連鎖效應。隨後在楊某的協助下,取證的同志多次到躲避到美國的許某家做通了他父親的工作。在親友的共同勸說下,打消疑慮的許某回到遼都,主動談清了送給林先傑53萬元人民幣的問題。見此情形,躲避到澳大利亞的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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