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微雨來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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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比如蕭宸現在手裡就有兩個：一個是關於“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是中央進行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體制改革的。

由於中央黨校的課題研究和決策部門關係緊密，有時會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就是研究者發表的意見很可能是政策的暗示、是放刺探氣球。比如前不久，華夏政斧多次申明“人民幣不貶值”，而宏觀經濟研究院的一研究人員正在參加中央黨校的進修，他正巧在此時以個人名義在媒體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前面的部分說得都很好，但最後，他表達了一點個人看法，說人民幣的匯率應該有點彈姓，香港媒體認為這是中央政斧在放訊號，結果當天香港匯市就發生波動，直到發計委領導表示人民幣匯率不會變，香港匯市才穩定下來。

中央黨校的威力，竟至如斯！

當然，蕭宸對於中央關心中央黨校以及其他智囊機構意見的表現還是很贊同的。事實上，除去各種公開渠道外，智囊機構影響高層決策還有一種方式，即各種“內參”，公開資料顯示，這些內參一般可報送中辦和政辦。

中央黨校某教授曾在一篇名為《中央黨校在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中提到，該校“有直接送中央有關領導的《思想理論內參》，也有內部發行的《理論動態》”。其中，《理論動態》曾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該文章後來引發著名的真理標準大討論。

華夏社會科學院網站上的資料顯示，該機構有名為《華夏社會科學院要報》(資訊專報)的內參，資訊專報主要刊登社科界對重大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分析論證、對策建議的稿件，不定期出版，每期發表一篇稿件，4000字左右。

社科院辦公廳有關負責人曾表示，該機構“幾乎每天都要向中辦和政辦報送材料”。而根據蕭宸對現在主要領導人們的瞭解，估計這種增長態勢自2003年以後表現會更為明顯，他估計2004年該院報送的資訊材料恐怕會是前一年的兩倍。

之前的98年1月，某地高速公路上發生了兩個部門的摩擦事件。此事根源在於行政體制不順。一個政務院的內參部門就同新華社合作，透過在四個省的實地調查和拍攝，搞了一個‘高速公路管理體制調查’的音像內參，報送中央。沒過多久，他們就突然接到一個電話，中央辦公廳要求他們寫一個文字材料，後來得知，是中央領導同志的意思。透過這個事情，這些智囊們清楚感覺到：中央領導很關注行政體制改革問題。

這些智囊機構的專家如果想讓自己的建議能更快速的被接受，還要用更簡潔易懂的形式來表達。要讓相關部門很快明白他的意思。不能是自己感覺很好，但上面根本不知道你說什麼，要不然中間環節就給刷下來了。

另一個無法忽視的渠道則是智囊機構學者對相關官員的私人影響，這在華夏曆史上一直被稱為“納諫”。東方大學教授孫先生髮表在《復旦學報》上的一篇文章曾列舉了智囊機構學者在外交領域施展私人影響的情況：“‘納諫’行為一般有三種基本形式，一部分體現在一些重要外交智囊撰寫的內參報告上，此類報告通常直接交給某些重要領導人或其秘書；一部分體現在思想庫人員與領導私下接觸的談話、專題彙報中的外交設想中；一部分則是學者在研討會發言或某些活動之後因發表某類看法受到領導重視，奉命完成的更為詳細的專題報告。”

但不論是哪個渠道，蕭宸都覺得，一個能聽進勸諫的中央，總比一個人一言而決的中央要好，不管這個領導人多麼偉大，多麼全能。

上理論課有個把月，蕭宸這段曰子的擔心卻是越來越重，原因是他雖然沒見著爺爺有什麼嚴重的病情，但似乎比之前卻是又瘦了三分，原本就清癯地臉都有些瘦骨嶙峋的感覺了，雖說千金難買老來瘦，可瘦成這樣，卻總讓蕭宸有些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