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章 新的動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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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新增城鎮人口23.5萬，人口城鎮化率從7.5％上升到22.1％；術陽城區新闢街道33條，新鋪水泥路52萬平方米，新建樓房178萬平方米，新增公共綠地168萬平方米……一座全新的縣城出現在術陽百姓面前。

可以說，何仇的辦法簡單說就是用一時之痛，換長期的舒坦，只是這個一時之痛……的確有些太痛了。

蕭宸的方法則要溫和許多，鼎清區的官風被蕭宸從歪路還是往正途帶了以後，蕭宸利用手裡的資源，招商引資和扶植本地龍頭企業兩手一起抓，使得鼎清區的經濟連年暴漲，以至於當時省計委甚至派人到鼎清區查賬——他們擔心那樣高的gdp增長速度又造價的嫌疑。然而事實證明沒有。

在經濟上去的同時，蕭宸大力抓的也是市容市貌和園區的綜合治理。接著市裡爭創全國文明衛生城市的東風，蕭宸在整治市容市貌上所花費的精力顯然不會比何仇多，但效果同樣明顯。而蕭宸最大的優勢是，他沒有因此勒緊全區人民的口袋，沒有讓他們為改革支付成本。所以同樣是搞出大的政績，同樣是在本地群眾中口碑極好，但何仇在外界有極大的爭議，而蕭宸卻幾乎是一邊倒的褒揚——除了這次執意進行國有企業體制改革使得某些媒體對他此事的前景不怎麼看好外，蕭宸簡直沒有受到過任何刁難。何仇的改革曾一個半月內被“政治殺傷力極大”的《焦點訪談》聚焦三次，受到相當大的政治和輿論壓力；而蕭宸正好相反，他的多篇關於改革的文章被理論動態作為內參發表，《人民曰報》數年內先後三次就蕭宸任內的改革發表頭版社論為蕭宸和“蕭宸們”叫好打氣——這幾乎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改革。

蕭宸這一次跟何仇也是有過短暫的交談的，雖然實際上談得並不深入，但何仇的一句話讓蕭宸知道了何仇的施政手段，他說：“華夏要在五十年內幹好西方國家三百年才幹出來的事，什麼都去跟老百姓解釋，那除了解釋就不用幹別的事了。”

有人說，這是以“人治”代替“法治”。蕭宸作為一個堅持法治的政治人物，他也同意這個看法，但他並不因此完全否認何仇的說法不正確。華夏和印度的差距可以看出，沒有權威，只談明煮，這樣的明煮是辦不成事的。同樣在市裡修一個天橋，華夏的人如果政斧決定搞了，考察論證一星期月，審批一個月，半年修好，天橋投入使用，全市人民都受益了。而在印度，政斧想修，論證一個月，然後問周邊居民，一部分居民不同意，於是擱淺一年，第二年政斧又想起這個事了，繼續論證一個月，然後問周邊居民，還是有人不同意，於是再擱淺……結果八年後，天橋的規劃還是一個規劃，交通擁堵、車禍頻繁依舊。

可見有時候，一定程度的集權是需要的，但是蕭宸擔心的是，這個集權也得有個度。在他看來，如何仇這般，強行扣下全縣公務員的工資的百分之多少用來滿足行政改革，即便他完全理解何仇的苦心，也依然覺得是錯誤的。

蕭宸歷來堅持的一個原則就是：政斧該做的事情由政斧來做，絕不能由群眾來買單。老百姓是交了稅、守著法的，在這個基礎上，甭管是政治改革還是經濟改革，都該是政斧乾的事情，憑什麼讓老百姓再掏一次錢？這就好比一個人去飯店吃飯，他已經付了飯錢，結果你飯店裝修、請大師傅甚至買菜的錢還來找他收，那自然怎麼都是說不過去的。

而在對待國有企業改革上，蕭宸和何仇兩人的方式更加不同。何仇很徹底，就是一竿子賣到底，所有的國企都不要了，全賣掉，賣乾淨拉倒，全體走私營的道路。

而蕭宸則是堅持能救的救，不能救的改。用什麼辦法救呢？制度，改掉行政干涉企業的制度，你能領導這個企業賺錢，你來做；你不能領導這個企業賺錢，你下臺。做得好，賺了錢，你也分紅；做得差，虧了錢，你也蝕本。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