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一章 取於民用於民難道錯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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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眾臣錯愕的樣子，張居正沉聲說了這麼一句。

文淵閣中的大臣們這才是各個站起。按照平日的順序分列兩邊，這屋中的氣氛變得平靜下來，看著又恢復到皇帝網進來的時候。

誰都能看出來萬曆的情緒已經很低沉，已經鬧到了這樣的地步，剛才更是將太后娘娘這尊大神都抬了出來，難道還要繼續爭下去嗎？

爭，和皇帝鬧僵了絕無好處。不爭。要真是皇帝下旨，在天津也推行平安牌子，那萬萬不能。

商稅一事，明初山西為下屬某縣縣令請功，因為該縣收取商稅超過了額度，並且大為增加，但請功的文報發到京師之後，明太祖朱元樟卻認為此人太能盤錄，判了個，流放西北。自此之後，上下官員對收稅該如何應對，就有個大概的判斷了，稅賦過重為苛刻，不收少收則為體恤民情。當然，田賦是不能少收的在農民出身的朱元障眼中，耕田的百姓平民繳納田賦捐稅，這是天經地

的。

大明立國前後，四下戰亂，民生凋敬。地方上破壞的極為嚴重，工商業上也的確收不上什麼稅賦。

到了弘治年的時候，民生已經恢復元氣，經濟繁榮，工商業有了極大的發展，但當時秉承的政策和明初沒有什麼區別。

有杭州地方官收稅，只在衙門門口擺下一張桌子，一個箱子，桌子上放著筆墨紙硯和一本賬簿，箱子是個半開口的木箱。

貼的告示是請杭州商戶自行在賬簿上登記生意進出，然後朝著那箱子中丟進銀錢算作繳稅，桌子和箱子旁邊並無人看守，全憑個人的自覺。沒有人是傻子，這套傢什在衙門門口擺了三個月，一共收上七百文錢。

這等像是笑話的舉動，卻被時人交相稱頌。認為可以和唐太宗李世民的事蹟相提並論唐太宗李世民放死囚回家和家人團聚，然後死囚在約定的期限內都準時回來，李世民大赦了他們的事蹟。

這門前自願自行繳稅的事情，也被認為是君子不貪錢財，不苛求百姓的美德，成為一時的美談。

歷經正德、嘉靖、隆慶到如今，收取商稅，必然被稱為是盤錄百姓。撥刮民脂民膏的禽獸之行，反之則是讓民生安樂君子之舉。

唯一還有些效力的商稅收取，就是自杭州到京師這條大運河上設定的七個稅關，船隻過稅關都要進行貨物查驗，按照所載貨物的價值進行收稅，可這七個稅關掬私貪墨極為的嚴重，更別說許多貨物都是透過免稅免檢的漕船來運輸，壓根收不到什麼。

商稅稅制敗壞，形同虛設，前期有前期的原因，到了中後期，卻又有不同，大明南方有遠超北方的經濟繁榮。

這種經濟繁榮又帶來了教育程度的提高，江南的富農給子女提供的教育程度，北方往往要中小地主才能做到。

教育程度又決定了科舉成績的好壞，這又決定了在官場中江南人士的多寡，儘管科舉取士有南六北四的硬性比例，但身在高位的文官大佬。幾乎都是南人出身。

高官往往意味著他家裡的富貴。即便家裡短暫不能富貴，他也需要來自家鄉的人脈和財力的支援。

換句話說，大明中上層官員往往都是出身於江南的富貴階層，而這個階層的繁榮富貴，是和工商業分不開的。

或許在初始的時候是依靠土地進行錄削，但真正的增長是在工商業繁盛起來之後，江南大富之家，或許不是大地主，但肯定是大商人和大作坊主。

他們和海上貿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也是商稅的稅基主體，所以商稅對他們來說是不可碰觸的底線。

收取商稅。就是對他們切身利益構成了損害。任何試圖進行這個。舉動的人都被視為敵人，都會面臨整個江南士伸階層的壓力。

這個階層，他們的子弟不斷的成為大明中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