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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控制的人口僅1699萬多,其中納稅的僅237萬多,與755年相比,國家控制的人數減少3593萬多,納稅人數減少521萬多,很顯然,這就使國家的收入大幅減少,造成了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
由於這許多糟糕之極的情況,公元780年,楊炎上書德宗皇帝,提出實行兩稅法的計劃,獲批准後,遂開始在各地推行。
兩稅法之利,前文已有所述,但是兩稅法也有嚴重弊病,最關鍵的一點是,它不僅沒有阻止土地兼併,反而使之越發加劇。而且兩稅法的稅額是錢,但要以實物摺合上交,這給各地官吏進行貪汙提供了可趁之機。再有就是,在兩稅法實行不久,皇帝、宰相們仍然缺錢,於是又巧立名目想法搜刮,苛捐雜稅又紛紛恢復,這就等同於徵收了雙重的賦稅徭役,百姓的負擔因而變得更加沉重。
除此之外,作為後世人,李曜特別關注唐朝的商業發展。
唐朝前期,北方有許多商業中心,但在安史之亂後,大多毀於戰火。而南方的商業城市則日益增多,南方遂逐漸成為全國商業中心。
李曜關注商業,不僅僅是因為商業可以“以錢生錢”,還在於商業可以帶來物資的流通,互通有無的作用特別明顯。其實在此時的各商業城市中,很多後世常見的商業模式,也已經出現,譬如夜市就己經很普遍了。王建詩《夜看揚州市》中說:“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昇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又有《送友遊吳越》詩說:“……夜市橋邊火,春風寺外船”。這些詩歌都生動地描繪了江南商業城市中夜市的繁華。夜市的繁華,一來表示城市居民手頭有了閒錢,二來表示可以用以交換買賣的物資開始出現富餘,當然也可以說是此處所缺,別處所餘,但是經過這樣一交易,就容易取得兩地物產以及流通的平衡,這對社會的作用是很大的。譬如說戰爭時期,交戰地的糧食價格肯定暴漲,而周邊也會跟著上揚,但如果再遠一些,譬如河東打仗,沒理由揚州杭州的糧食會漲價。
這就不得不提另一個物資交流的重要產物:集市。就在許多商業城市出現的同時,在農村中或一些城市的郊區,也開始出現定期的集市——又稱為“草市”、“村市”等。它們的出現和存在,則大大加強了城鄉之間的物資交流,為以後小城鎮的發展開闢了道路。李曜記得自己當年小的時候在農村,也會跟著剛剛被平反的祖父去趕集。在那個年代,有不少東西只有等到趕集的時候,才能買得到。集市,作用便在於此。
最後還要提一句的是,這—時期南方商業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個重要事件值得注意,就是出現了中國最早的匯兌制度——“飛錢”。“飛錢”此物,大抵相當於一些武俠小說中的銀票,只是銀票這個詞其實出現得比較靠後,至少唐朝應該是沒有這個叫法的,就叫做飛錢,後來宋朝類似的物什叫做“交子”。唐朝時期“飛錢”的出現,是中國古代經濟史上的一個重要標誌。它標誌著此時的商品經濟己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按“我們黨”的習慣來說,這個玩意兒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另外在各商業城市還出現了邸店——貨物寄存處。櫃坊——存錢,類如銀行。不過這時候的櫃房不僅不給利息,還要收取保管費,以李曜的看法來說,有點黑,不過也不奇怪,這個時代的人,金融手段估計不會高明到哪兒去……
總之,唐朝後期南方經濟發展很快,但是由於李唐朝廷經濟困頓,因而對南方也是加緊壓榨,“階級矛盾”仍在不斷加劇。
李曜按照自己“先進一年多年”的思想,寫下幾條解決的辦法,其中特別標出某些辦法用於應急,某些辦法用於長治……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外頭天色已暗,客棧夥計上來給李曜掌燈,他才發現時間已經不早,忽然心中一動,不過買一套棺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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