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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接下來,李克用在代北集團中的核心領導作用,在殺害段文楚事件中就已顯露出來。
段文楚事件發生的時間,史籍有鹹通十三年(872)、乾符元年(874)、三年(876)和五年(878)等多種記載。司馬光采納了乾符五年說。而關於段文楚被殺的原因,舊史多說是由於“代北荐饑,漕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所致。日本學者堀敏一氏也認為:“叛軍擁立李克用的事件,雖然存在著邊境這一特殊條件,其實不過是唐末常見的藩鎮兵士叛亂”。
誠然,這種由於節帥優賞不周而遭致部下殺害的事件在唐末層出不窮,實在是再平常不過了。不過,段文楚被殺事件發生的真正的和更為深刻的原因,正如事件的策劃者和主謀之一李盡忠所言,是“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即李國昌)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於是即乘“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之際,割據代北地區。
沙陀人雖然從元和四年進入代北後,就開始了對代北地區的經營,但由於唐廷中央的防範和限制,他們在代北地區並沒有建立起穩固的統治。朱邪執宜、赤心父子時而被任命為蔚州刺史,時而又被任命為朔州刺史,並且不時被徵發率部去屯天德、戍河西。朱邪赤心(李國昌)雖因鎮壓龐勳功而先後被任命為雲中、鄜坊、振武節帥,但也只能是不在此即在彼,卻不能將整個代北據為己有。史稱段文楚被殺之後,唐廷中央曾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然而“李國昌欲父子並據兩鎮,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軍,不受代”,即說明李國昌父子欲將整個代北地區據為己有的野心。而由此,即便對李克用一家心存好感的李曜,也不得不對這次事件的幕後策劃者和主謀到底是誰而產生懷疑。
舊史將殺害段文楚的策劃者和主謀歸結於沙陀兵馬使李盡忠和雲中牙將康君立等人,而李克用則反而是被動被推上臺的。但是,也有一些史籍記載此事為李克用所為,如《實錄》說:“乾符元年十二月,李克用殺大同防禦使段文楚,自稱防禦留後。《舊唐書·懿宗紀》鹹通十三年十二月亦載:“是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據云州,自稱防禦留後。”李曜覺得,結合日後“李國昌欲父子並據兩鎮”的情況來看,很有可能李克用才是策劃殺害段文楚事件的真正主謀,或者說至少也是主謀之一。因為殺害唐朝地方藩帥,畢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宋朝認定了後唐是正統,那麼作為後唐建立者李存勖的父親,被追封武皇的李克用而言,後人對他有所避諱是很平常的事。
然而,唐廷中央儘管是有些“皇威不振”,卻也不能容忍李克用這種犯上作亂的行為。於是唐廷任命盧簡方為大同軍防禦使,令其諭李國昌:“克用暫勿主兵務,束手待朝廷除人。”當李國昌父子拒命後,便發動河東、幽州、昭義諸鎮及吐谷渾赫連鐸進討。廣明元年(880)六月,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都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等率沙陀三部落降唐。七月,李克用、李國昌父子先後連連大敗,部眾潰散,李氏父子、宗族及康君立等北入韃靼。唐廷以吐谷渾赫連鐸為大同軍防禦使,白義成為蔚州刺史,米海萬為朔州刺史,振武軍帥位也落入吳師泰之手,不久又落入契苾璋之手。結果李克用不僅未能“旬日而定代北之地”,而且將朱邪執宜、朱邪赤心(李國昌)苦心經營數十年的代北地盤喪失殆盡。這在代北集團即沙陀的發展史上,是一次近乎毀滅性的打擊。
然而這對於李克用而言,更多的卻是一次磨礪,“寶劍鋒從磨礪出”的那個磨礪。復出再起的機會出現在廣明元年十二月。這時,黃巢起義軍攻佔長安,這個巨大的變化,為沙陀勢力的復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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