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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談起。後來《新唐書·劉晏傳》評價他時說:“為人勤力,事無閒劇,必一日中決之。”就是說劉晏工作特別勤奮,事情無論大小,當日事,當日畢,絕不拖到第二天。他勤於公務,有時候連騎馬走路都在籌算賬目。代宗時期,劉晏在原來分管的諸項事務上又增加了漕運要務。他親自到運河沿線考察,對漕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譬如組織疏浚河道,採取分段運輸,打造堅固漕船,改進漕糧包裝,訓練運糧軍士。“見一水不通,願荷鍤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路過曹州老家時,也沒顧上回去看看,竟與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一般。在他的治理下,運河糧船的運輸速度明顯加快,損耗減少,運費降低,成功地解決了東南糧餉西北運輸、京城糧食供應緊缺的問題。——須知這個問題在古代,那可是事關國本的大問題,這件事出了問題,就如同一個人大動脈堵塞,其後果不言而喻。

而李曜,王摶雖未親見,但他在一邊連打勝仗,將一支新軍練得“不弱黑鴉”的同時,還一邊以“潤物細無聲”之態,將當初那瀕臨破產倒閉——當然當時沒有這個詞——的河東軍械監發展到如此震撼人心的巨大規模,不僅一力包攬河東軍備,而且悄然插手河東各類民生,說李曜不勤政,誰信?

至於廉政,愛民就是最大的廉政。當年,作為主抓經濟工作的宰相,劉晏掌握著全國錢糧,他首先考慮的是百姓的疾苦,施行的各項舉措也充分體現了他“理財以愛民為先”的原則。劉晏認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只要老百姓生活得好,人口得到發展繁衍,賦稅自然就能增加。因此,他的財政改革主要著眼於發展生產、安定民生。他提出:“王者愛人,不在賜予,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他始終力主儘量減輕農民負擔,反對橫徵暴斂。在不苛稅於民的前提下,劉晏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的是市場途徑和商業手段。一是“取人不怨”,透過控制物資和市場物價等經濟手段取得財政收入。二是“因民所急而稅”,選擇人們日常所需的商品課稅,因其稅源充足,穩定可靠,可以達到廣收薄斂的效果。如改革鹽政,寓稅於價,使“官收厚利而民不知貴”。劉晏特別強調賦稅持平,根據不同年情調節賦稅,保證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緩和了社會矛盾。同時他又撥專款儲購穀物,這樣不僅災害之年賑災濟貧有了可靠的保證,還可以利用倉儲之糧作為後盾,向市場投放商品糧,以防“穀賤傷農”、“谷貴傷民”。

而李曜與之相比又如何呢?他將其在軍械監所推行的那一系列辦法歸納為“推動生產,刺激消費”,這八個字經過王笉的解釋,王摶之所以立刻便將李曜當成第二個劉晏,對李曜的觀感瞬間從欣賞轉為敬佩。何也?正是因為推動生產就是提高民間的生產能力,而要想推動,則必然要由軍械監牽頭,主動想辦法幫百姓一把,這本身便是一種愛民了。至於刺激消費,百姓手頭的物資豐富之後,必然要拿去換取其他生產生活用品,商業流通量就會增大,其所在地必然更有生氣。李曜那一系列辦法最終得到收益之處,也正在此。然而這一收入,百姓的負擔並未加重多少,反而因為商業流通順暢而獲得了更多的好處。李曜的做法,與劉晏當初所希望的,正是如出一轍。

而且李曜還不同於過去的理財能人,方才王笉曾經提到李曜的一個觀點,讓王摶耳目一新,乃是十二個字:“興農以固,興商以富,興工以強。”這一點王摶自認為暫時還未曾想得透徹,只是李曜的意思他卻已然明白,李曜似乎認為賺錢不該只在農民頭上打主意,而要先使商業發達,在商業上想辦法。至於興工以強,他自然沒能如李曜那般看得透徹,只是大體上猜到李曜所說的“工”,就是指軍械監的所謂“產能”。王摶隱約覺得,李曜之能,甚至可能更勝劉晏當年!

再便是自律了。當初劉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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