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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以朝旨諭鄭公(鄭從讜,時河東節度使)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為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十二月,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

往後讀者諸君盡知:李克用於次年正月領兵出河中,不久即打敗黃巢兵將,與諸鎮兵會於長安,並大戰渭橋,乘勝追擊,“京師平,克用功第一。”

真要說起來,李克用的沙陀兵雖為平黃巢的主力,但他所以能夠順利濟河入關,實賴有王重榮的全力支援。司空圖對此寫過:“但既逼寇仇,且當津要,車徒遝至,竟赴齊盟;戎夏駿驅,共匡京室;慮風迴於原燎,竭日費於雲屯;輯睦允諧,供儲克贍,棟持廣廈,鼎鎮厚坤;始以一城之危,抗移國之盜,竟以數郡之力,壯勤王之師;勳復舊都,慶延殊渥”,其對王重榮興復唐室不無溢美。但說到借道諸鎮,使“戎夏駿驅,共匡京室”,及竭財贍軍,“竟以數郡之力,壯勤王之師”未必不是事實。所以說,河中兩池鹽利在其中的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

唐廷相繼以李都、王重榮為河中節度使兼兩池榷鹽使,最開始或出於鹽池武裝保衛之需,繼則出於無奈。王重榮的任使並非出自朝廷意願。但王重榮任使前期,仍對鹽池有所建設,並因與黃巢作戰及與李克用聯合而間接地將鹽利贍給了朝廷。

那時王重榮“既總兩河之務,值多事之秋,檢吏通商,機能制用,矯時阜俗,儉以率先,凡立科條,皆能刻勵”;並記其興築解縣新城事:“自中和二年冬十月,奏請興役,至明年夏六月,凡計工五十萬,城高三丈,圍繞一百六十步。”當時形勢,“城陷馮翊”與“□(烽)舉隰川”都使解縣陷於孤立和遭受威脅,舊有關防不足“枝梧”,而解池之饒也是“所患者,素無城守,難固人心”,所以“既納款于帥臣,仍撫安其新附”,以得“交獲利濟,並致成功”,也即修建新城與“納款帥臣”都是為了保衛鹽池。

但十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碑文稱城築好後,王重榮竟“旋陟上臺,懇辭劇務”,以致“榷鹽使韋雍,檢律在公;巡官王慤,琢磨效用,與植將及商人等,聯狀同詣所居,瀝懇至於垂涕”。此榷鹽使與巡官不知是否仍為朝廷虛設,但他們聽命於王重榮卻是肯定的。“懇辭劇務”不過是姿態,王重榮仍是鹽池的主宰者。

王重榮在中和中年,同意結好李克用自有其“交獲利濟”、保衛城池的考慮,而促成二者交好的則是行營都監楊復光。《舊唐書》之《宦官·楊復光傳》載其“受詔充天下兵馬都監,押諸軍入定關輔”時即與王重榮會合。及勸王重榮與李克用聯合,並稱“及收京城,三敗巢賊,復光與其子守亮、守宗等身先犯難,功烈居多。”是以《資治通鑑》曰:

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為義成節度使,令赴鎮。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

本書前文有述,楊復光是使王重榮與李克用結盟的策劃者、中間人。因此,他與河中鎮及王重榮關係良好。在鹽利方面,他的作用或者不能與乾符中的吳承泌相比,但他在處理河中與朝廷關係方面既能成功,則在鹽利的使用方面必會有所協調。雖然此事需以姑息和承認王重榮的權力為代價,但既能將鹽利用於平定黃巢,則如果說唐廷此時仍能透過宦官——藩鎮而間接獲取鹽利,應該是不錯的。

然而光啟元年此平衡即被打破,這不僅是由於僖宗還朝南衙北司的供應增加,也是由於楊復光的死亡。《資治通鑑》記楊復光卒於河中,“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軍中慟哭累日。八都將鹿晏弘等各以其眾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聞其卒,甚喜,因擯斥其兄樞密使楊復恭為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之與抗,惟復恭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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