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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顯的新進,有甚過惡!他們進得院來,未見到他們的首長,只見新的禁軍首領元行欽在內。宦官們顫粟了。
沒有宣佈罪狀,因為罪狀是帶個案性質的,也沒有宣讀敕文,因為詔書是給活著的人看的,而且敕文也沒有明確指明他們必須死。也無須驗明正身,因為不需要記錄在案,進來的宦官都被殺死,屍體堆集如山,用大車運出宮城,運了數十車。
第五可範在接替韓全誨任宦官首領時,曾跪在李曄腳下,哭泣道:“奴婢自幼服侍陛下,一直充什役之職,從不曾與南衙官員打交道,也從來不議論政事。陛下若可憐奴婢,請放奴婢一條命,不要任命奴婢為首領。”
李曄道:“除了你,誰是朕的貼心人?你與韓全誨不同,你放心,朕保你無憂。”及至李筠拿到敕命,先當場抓弟五可範。
李曄忙說:“可範無罪,可特免之。”
李筠道:“劉季述,韓全誨初時皆無罪,若待其有罪,事情就難收拾了!”
李曄語塞,眼睜睜地看著弟五可範哭號著,掙扎著被拖下殿。當晚,許多平日燈火輝煌的地方都燈滅火熄,整座宮城顯得特別幽暗,李曄一夜無眠,操筆為弟五可範寫下一篇數百言的《誄》,寫畢,又對燭頌念,其虔誠之態,極象一位給亡友做法事的道士。至天明,將誄文在燭上燒掉,擦著眼,使人招來崔胤,商議如何以宮女頂替黃門傳達內外。
歷史上司馬溫公編纂史書,特為這種事情寫下一千五百餘字的長評,檢討誅殺宦官的緣由與得失,指出宦官擅權固然為害慘烈,但深究原因,還是因為朝廷控馭失當。不應不分善惡地象割韮菜一般一刀切。並得出袁紹大殺宦官而董卓弱漢,崔胤大殺宦官而朱溫篡唐的結論。這個結論揭示出了宦官與皇權並存的客觀現象,但司馬公不可能指出宦官之禍的根源就是皇權本身,皇權的腐敗才會導致宦官勢力的澎漲,兩者相互作用。
原先歷史上的事情雖與今日有些差別,但也有相同之處,隨著宦官勢力徹底的消除,禁軍系統也完全破壞,崔胤夢寐以求的掌握軍權的希望還是未能實現,京師的武裝牢牢控制在朱溫手中,崔胤正如一隻捕食的螳螂,一時還感覺不到大難臨頭,正躊躇滿志地組織自己的班底,肆意打擊政敵。在殺了宦官之後,一連數天,崔胤對朝臣提出一系列彈劾案。歷史上的實際掌權者朱溫對被彈劾者並不熟悉,有的甚至還不認識,但他卻無條件地對彈劾表示支援。共有三十餘名大臣遭到誅殺或者貶遂。
“忠貞不二”一詞,近代民間大多用在婦女身上,作為褒詞。其實此詞原是政治術語,專對士人而言。趙宋以前,對女人也並不要求從一而終,卓文君再嫁司馬相如,傳為美談,此即其證。大唐太平公主再嫁,照樣光輝,在朝中頤指氣使,毫無羞澀。倒是對士人一生仕兩個朝代表示輕篾,譏為“貳臣”。一般士子都害怕碰上亡國之君,一旦不能為國死節,則死後入“貳臣傳”,故而通常都會本能地希望本朝得以延續。
基於這種心理,歷史上昭宗朝廷的大臣們雖然對昭宗本人不盡滿意,但在國家極其虛弱的情況下,還是心向朝廷的。正因於此,對朝臣的誅殺,於新政權的建立是有利的。
昭宗一直將韓偓當作心腹看待,韓偓也盡心盡力,為昭宗排憂解難,雖然往往無補於事,也可使昭宗心理得到某種寬慰。韓偓作為翰林學士承旨,負責起草詔令,很容易進出宮門。有時無事,就與皇上討論一些史實或古往今來的雜聞,昭宗也是熟悉文史的,君臣容洽。
當時的情況是蘇儉被殺,王溥等被貶,四名宰相缺了兩名,昭宗便再一次欲用韓偓為相,韓偓還是不同意,認為當上宰相,必與崔胤發生直接衝突。不如利用現有的職務之便,能經常在皇帝身傍,作些小的補益。韓偓向昭宗推薦趙崇和王贊二人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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