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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使山東回到東晉版圖,確保了淮泗水道的安全;又在義熙八年派朱齡石統兵入蜀,平定焦縱,使四川回到東晉版圖,確保了荊襄上游的安全,並將荊襄經營為日後北伐的一處橋頭堡。而在國內,他鎮壓了盧循起義,消火了劉毅、諸葛長民、司馬休之等反對勢力。東晉政局穩定,事權歸一。
義熙十二年八月,劉裕趁後秦國主姚興死後諸子內訌之有利時機北伐後秦。其進攻部署大致分三個方向:淮河、山東和荊襄。淮河正面,王鎮惡、檀道濟率步軍自壽山向許、洛方向進攻,沈林子、劉遵考率水軍溯汴水西進,作為後繼;荊襄方面北上之軍分為兩路:朱超石、胡藩率軍從南側進攻洛陽,沈田子、傅弘之率軍一部趨武關,作牽制性作戰;山東方面,王仲德督前鋒諸軍由彭城溯泗水,開鉅野澤入黃河;劉裕自統大軍待水路開通後,由泗水入黃河,再沿黃河西進。”
李巨川嘖嘖有聲的讚道:“此次作戰,佈局宏大,幾個方向的進攻配合起來,足以撐開全域性。自荊襄北上的朱超石、胡藩有力地配合了對洛陽的進攻;沈田子、傅弘之則率先自武關攻入關中,牽制大部秦軍,有力地配合了潼關正面的進攻。山東方向,王仲德開鉅野澤,打通由泗水入黃河的交通線路,是晉軍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晉軍糧草裝備的運輸線;另外,劉裕主力入河後,針對北魏在黃河北岸屯兵十萬的嚴峻形勢,馬上在山東置立北青州,以向彌為北青州刺史,鎮守碻磝,掩護由泗入河之路,且監視魏軍行動,保證後方的安全。由於處置得當,攻後秦之戰遂得以順利展開。這次北伐,一舉收復了關中和黃河以南的偌大地區,可謂成功。”
李巨川這一說,立刻讓李曜想起了自東南發起的北伐中惟一徹底、惟一成功的北伐,也開創了以東南為基礎統一天下的先例,那就是朱元璋北伐滅元之戰。
當時元朝統治暴虐,在元末農民大起義的衝擊下早已搖搖欲墜。朱元璋在掃平南方群雄、統一長江中下游地區之後,即舉兵北伐元朝。
在商議北伐方略時,將領們多主張直取大都(北京),朱元璋卻說:“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于堅城之下,饋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遮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走行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捲而下矣。”
朱元璋北伐前,以金陵為基礎,西平陳友諒,控制荊襄上游;東滅張士誠,鞏固三吳根本。控制荊襄,保障了對長江形勢的控制;鞏固三吳,保障了大後方的穩固。元朝在經歷了劉福通起義的衝擊後武備不振,它所倚重的統兵將領如盤據山西的擴廓帖木爾、擁兵關中的李思濟、張良弼等卻爭權奪利,各謀保境割據,相互攻伐,不相統一。這正好給了朱元璋各個擊破和直搗大都的機會。
元朝在失去對江淮以南地域的控制之後,正賴河南、山東作為南方藩籬,抵禦明軍北上。山東是大都的南面屏障,監控著南北水路運輸的大動脈,在南北之間居於樞紐性地位,故宜先取之,以“撤其遮蔽”。元朝失山東即已等於門戶大開,再無天然屏障以御明軍。明軍攻佔山東後,還可以利用大運河的北段,順流長驅。取河南則可保護北伐軍的側翼。至於攻取河南之後,止兵潼關而不攻關中,徑攻河北而不攻山西,一方面正如朱元璋所分析的:“擴廓帖木爾、李思濟、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平,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可不戰而克。”另一方面也有地理大勢上的原因。朱元璋北伐的目標在河北,攻關中會有漫長的側翼暴露。劉裕伐後秦時即冒著後路被北魏切斷的危險。明初盤據山西的擴廓帖木爾(即王保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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