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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有鑑於此,李曜才覺得自己穿越唐末,是極佳的時機,因為可以提早改變國人的思維方式。他那《新儒論》所強調的、“各業並舉”所要表達的、乃至總參謀部制度所欲培養的,都何嘗不是為此?
統一天下,以他目前擁有的實力而言,未見得太難,至少他自己覺得,在他有生之年重新為大唐統一天下絕不是奢望,可如果僅僅如此,僅僅是做一箇中興名臣,了不起又一個郭子儀而已,於萬世何益!
唯有改變國人思想,以此為基礎建立一種更加先進的制度,那才是處處領先世界的要義所在!
若不是要建立總參謀部,他當初又何必將軍械監擴大化,又何必建立河中軍事學院?
其實他也曾思考,軍事學應該算一門科學還是一種藝術?他覺得兼而有之:科學,是因為軍事學是一門包羅很廣的學問,有些分支,象軍事地理學、軍事經濟學、運籌學是從相當成型的學科化出來的。即便是戰場指揮,無論戰略還是戰術層次,都有很多具體的規律可循,戰爭可以假設,可以推演。在現代,嚴格的訓練,可以成批地造就優秀的軍官。但人們一直說“軍事指揮藝術”,那是因為軍事學藝術的成份更重:岳飛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你可以培養優秀軍官,可是真正的名將,需要性格上智力上一些特殊的東西,真正的名將是天生的,是藝術家,他可以違反一切成形的規律,可以冒常人無法想象的風險,可以承受常人無法承受的壓力,可以憑一己之力改變歷史的走向。名將,是不可以在實驗室批次製造的。
從軍事學這個科學和藝術的“二相性”出發,似乎可以比較公正地評價毛奇在軍事史上的地位:在毛奇之前,軍事學基本上是一門純藝術,優秀的將領透過經驗學習戰爭,依靠自身的聰明穎悟總結戰爭,因為一己的堅強和智慧在戰爭的硝煙裡脫穎而出。而毛奇所建立的總參謀部制度,大大增加了軍事學的科學性,使戰爭指揮這門藝術,對新手來說更有可操作性。
所以李曜理想中的總參謀部,作為一個訓練和研究機構,不是培養天才名將的地方,那種人是天生的,譬如霍去病一般,不可能人工培養出來。但它卻可以訓練出成批次的優秀軍官,而且不一定要求實戰經驗,可以集中個人的智慧成為軍隊的大腦。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不可以寄託在誕生一位天才身上,因為命運不可預期,也不可以寄託在靠實踐經驗培養軍事人才身上,否則萬一幾十年不打仗呢?李曜認為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只能寄託在一個理性的制度,其軍事上來說,就是培養一個高水平的軍官團。
從這個角度來說,毛奇實在是軍事史上一位極其重要的人物。可惜現代英美軍事歷史學家對毛奇的評價大多不夠公正,這也難怪,二十世紀後半期的評家,不可能不受一戰二戰的影響,對普魯士和德國早期的歷史多少會帶著有色眼鏡去評論。即便象富勒的“西方世界軍事史”這樣的經典名著中,對毛奇的評價,也有可以商榷之處。
例如富勒說“毛奇的戰爭體系是直接而硬性的”,“戰爭的藝術變得機械化和教條化”。這個評價顯然受到後世德意志軍事機器高效而沒有人性的刻板印象的影響。其實在那個時代,毛奇是相當新潮的人物,他的理性主義方法是那個時代的潮流。而且在當時的軍事領域來說,戰爭指揮中的個人性和藝術性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作為科學和“教條”的東西恰恰還沒有發明出來。毛奇做的,就是這個工作。
另外,富勒承認,毛奇是用指導性的“訓令”而不是用“命令”來指揮,這給下級留下充份的個人發揮空間。毛奇用一個體系訓練將軍們,所以他可以信任,將軍們的臨機處置,是合乎總的指導思想的。至於具體怎麼做,不用過多幹涉。這樣就在個性和共性、失去控制和統得過死之間找到了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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