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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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溝恤”，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使“由來棒棘之聽，遍為粳稻之川，倉庚有京抵之饒，關輔致珠玉之潤”。玄宗特下詔褒美，但卻不把這個成功經驗加以推廣。可知唐朝並不是真正重視這一成功經驗，更不準備走自己發展經濟的道路，而是把自己政權的立足基礎——實際上也是自己的生存依據，彷彿孤注一擲般完全放在“歲潛東南之粟”一著上，竟然沒有注意到江淮漕運是不可靠的，以此為國策，實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因為唐都關中，江淮槽運不能直達，漕運全程，明顯地分為三段，只有大運河一段是暢通的，後兩段、特別是最後一段是極端困難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唐朝把自己的立國基礎和生存依據放在這樣一個不可靠的漕運上，這就鑄定了唐朝必然是一個基礎脆弱，隨時可能傾覆的政權。

這些東西，原本都是李曜穿越前偶爾涉獵得來，而穿越之後因為切身體會，才真正開始仔細思考的。如今身為河中節度使，心中又有更加遠大的理想，對於這些國家建設之類的事情，也就考慮得更多、更廣。他覺得一個王朝沒有自己的富國、利民、長治、久安之策，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就地發展經濟，以奠立一個地闢、粟多、國富，兵強、戰勝、地廣的鞏固基礎，特別是當遭運已經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朝廷的存亡已經遇到嚴重危脅，而仍然不肯改弦易轍，速謀自救之道，仍然死抱著錯誤政策不放，這是使人費解的。

例如大運河雖然可以暢通，但運輸卻曠日持久，史稱：“江南漕船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注，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門，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舟楫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僱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這說明黃河能夠航行的時間是很短的，沉溺損耗是很大的。黃河運程到三門而止，三門之險是全部運程的一個最大障礙，在此時的技術條件下，由黃河越三門而進入關中水系是根本不可能的。

朝廷對這個倒是曾經進行過不實際的改進計劃，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什麼闢高山，易堅石，以另闢新渠，所謂“闢三門之嶺，逾巖險之地，傅負索引艦，升於安流”，結果是徒勞無功，巖險之地不能逾越，不能用人力負索把潛船升於安流。不得已在三門置倉，將槽糧搬入倉中，改由陸運，用大車運至渭濱，再轉槽京師。道路之梗阻，運腳之高昂，沿途之損耗，丈骨之盜竊，損耗驚人，當時有“用鬥錢運鬥米”之說，以如此高昂之代價，曠日持久，運到京倉時已所餘無幾，遠不足以滿足需要，朝廷不得已每年須以大部分時間移駐東京(洛陽)，即將整個朝廷搬往洛陽以就食。洛陽地濱黃河，漕運雖然艱難，但遭船畢竟可以直達，比西京長安略勝一籌。裴耀卿在評論漕政時曾指出：

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僥遇水早，即便遺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凜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槽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大計，不憚幼勞，皆為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

僅此一說，就已充分說明完全仰賴漕運是危險的。

唐朝以高昂代價維持江淮漕運，而江淮消運並不能保證永久暢通，因大運河的較長一段位於河南，而且是運河的關鍵部分，是運河轉入黃河的樞紐。然而中原是兵爭之地，一旦中原有事，運河即被切斷，如安史之亂時，中原為主要戰場，兵荒馬亂，淮、汴梗阻，運道斷絕，唐朝立即陷入絕境，因失去了江淮財賦，就失去了活命之源，朝廷地位，岌岌可危，在萬分危急之中，不得已而改變航道，遭船改由長江溯漢水北上，運抵漢中，然後再改由陸路運往京師。這完全是一種飢不擇食的救急之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