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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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幾節課他聽得頗有意思，至今還能記得。當時那位教授的課程共分五講，分別是漢唐宋明清，最後為一“總論”。在“總論”中，這位教授提出“從這兩千年的歷史中，我們可以對以往傳統政治，找出幾條大趨勢。”他一共指出四條，其中第一個關鍵詞是“集權”——“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第二條關鍵詞是“抑商”——“中國傳統政治上節制資本的政策，從漢到清，都沿襲著”。

李曜覺得他這兩個詞總結得極好，事實上整個中國封建時代的歷史，幾乎就是在不斷地重複“集權”與“抑商”兩件事。

在“集權”與“抑商”的背後，是一個無比強悍的政治權力制度安排——高度專制、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中國從公元前七世紀開始，以“管仲變法”為標誌，開始探索國家積極干預產業經濟的試驗，此後多有演進，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逐漸成為一箇中央集權制國家，延續至二十一世紀，這一政體仍然沒有變動。

追根究底地看，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中國的這一部歷史，其實質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當政府為了政權穩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產資料之後，它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一個“經濟組織”，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後世的話講就是“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必然會制度性地壓抑民間工商業。如那位教授所說的，“中國傳統政治向來就注意節制資本，封建勢力打倒了，沒有資本集中，於是社會成為一種平鋪的社會。”當社會被打成散沙後，就不能有民間的力量了，從而專制的權威不會受到挑戰。中國的史家常常說“均貧富”，其實，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貧”還是“均富”，是一個被忽略了的問題。現代民主社會是“均富”，傳統集權國家則是“均貧”。在客觀上，中央集權制度必須把民間財富打散，以維持在均貧的平衡點上。在這個意義上，“均貧富”，也是集權之需要。

而更重要的是，政府在確立了國有專營制度後，必設立國有企業體系，而因產權不清晰、授權不分明等緣故，又一定會誘生出權貴經濟，當權者以國家的名義獲取資源，以市場的名義瓜分財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從漢唐到明清、民國，歷代晚期，都是權貴資本猖獗肆虐之時，往往出現“雙首現象”——國家的首腦同時是國家的首富。

在國有資本和權貴資本的雙重高壓之下，民間商人就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終日。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整整兩千年的帝國時期，已儼然構成為一種類似胎記般的傳統，那種不對等的、沒有契約精神的原則似乎從來沒有被尖銳地打破過，對工商業的壓抑及異化是一種頑強的中國式傳統。在這一過程中，知識分子階層從來是政府的同謀，這得益於科舉制度的有效護衛。

為了保全財富及獲取更大的利益，趨利的商人集團“本能”地做出兩個舉措：第一，產業資本從生產型向消費型轉移，經濟成長從而失去創新動力；第二，力圖躋身壟斷集團，積極向政權尋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