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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經營藥材,同時它又兼營櫃坊,同時也可以看出揚州是大唐商賈雲集的城市,邸店、櫃坊自然不少。櫃房的出現使商人避免了長途運輸錢帛的勞苦與風險,對商業的發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櫃坊新的經營方式也為飛錢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櫃坊取錢是需要信物的和相當的錢數,這和後世的匯票差不多。因此最早的飛錢可能是由於某家櫃坊開出,然後憑信物到另一處的經營地去取錢。據記載約出現於唐憲宗元和初年。“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飛錢”者,系匯兌間的形象化比喻。
飛錢的出現是唐中期財政制度改革引起的商業發展的結果。櫃坊這種新的經營方式馬上吸引了當權者,政府機構紛紛仿效。唐憲宗元和七年,鹽鐵使王幡“奏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謂之變換”。
這樣戶部、度支、鹽鐵等機構就成為看商人交納錢帛的保證人,商人相信政府的信譽。官府的主要的辦事機構是進奏院等機關,這些機構可以說是一箇中轉機構,即要給中央置辦物資並聯系公務,因此常常需要錢。因此噹噹權者看到櫃坊和飛錢這個模式後,開始還是支援的。全國各地的商人可以將自己的錢幣交給各道的進奏院或者各藩節度使衙門,然後進走遠或者節度使出一份證據,即所謂的“券”。一半券交給商人,另一半則留在進奏院或者節度使那,商人可以憑藉這半張券與另外一半可以重合的話,那就可以取錢了。因為飛錢的這個特點就是方便了政府,同時也方便了商人,這個階段飛錢發展非常迅速的一個階段。
不過飛錢的發展並不是順風順水的。元和六年,政府出了一條禁令:“公私交易十貫錢以上,即兼用匹段,委度支、鹽鐵使及京兆尹即具作分數條流聞奏,茶商等公私便換見錢,並須禁斷。”
當時飛錢的業務只與進奏院,諸使、諸軍、富家有關,不是中央政府經營的,政府正令禁斷,說明此事與政府的貨幣政策有關,但此令實行僅一年即行開禁。由此可知禁斷政策是失敗的。
簡單的分析下原因,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上所需要的貨幣量也會隨之增加。因此靠傳統方式冶銅鑄錢已經不能滿足日常需要,便出現了錢荒的結果。政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也只有強制用行政手段干涉經濟活動,於是就發生了以上的事。但是政府的很快就覺得這項措施不可取,也就是說失敗了。究其原因:第一、禁約遭到商人對抗,採取“家有滯藏”的辦法,使京師的貨幣更加不足。第二,諸使、諸司與商人同一步驟,使商人“逐時收貯、積藏私室”。禁止匯兌後貨幣流通速度減低,實施禁斷後商人必須運錢出京,則京城貨幣量減少,勢必引起重錢輕物而物價大跌,朝廷知禁斷飛錢的失策後,飛錢制度又恢復起來,與以前不同的是這種匯兌業務為中央政府三司所壟斷。
飛錢恢復後,剛開始商人很少去三司飛錢,於是戶部尚書王幡等人想起了“變換”的信貸擔保作用,建議說:京都時用,多重見錢。官中支記,近日殊少,蓋緣比來不許商人變換,因茲家有滋藏,所有物價轉高,錢多不出。臣等今天商量,伏請令商人,於三司任變換。三司壟斷飛錢的目的,除解決京師錢幣不足外,便於各道稅收匯解長安,可免運輸的勞累。
這就是說:商人可以任意到戶部、度支、鹽鐵三司,即財政機構進行申辦“飛錢”的手續,三司所開出來的變換收據,本身便起了貨幣的作用。國家不等採銅鑄錢工作的完成便先有了貨幣的支付能力,緩解社會上的貨幣需求量。飛錢經過一段時間的起起伏伏,便順利的進入了軌道,因此這是商品經濟發展相適應的,任何阻擋它的發展都是不可能的。
聽了解釋,李曜覺得大唐城市生活中出現邸店、櫃坊、飛錢等內容,對這個時代來說,是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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