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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多麼清新潔淨的光景,多麼怡然自得的心境,柳宗元此時此刻確乎已離塵絕俗了。
然而李曜知道,柳宗元畢竟沒有大徹大悟,他還念念不忘他的“內聖外王”、道德事業,他的骨子裡還是儒家思想佔主導。他處在窮則獨善其身的境地,卻仍在想著續先人之嗣承,留文章於後世,有朝一日昭雪平反再做事情。《寄許京兆孟客書》說:“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與裴壎書》說:“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與顧十郎書》說:“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眾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但他仍“抱德厚,蓄憤悱,將以有為”,盼望那“萬萬有一”的機會“復得處人間”。
他期望社會“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因此不忘民眾的疾苦憂患,以筆代歌,抒發內心的悲憤和志向。他親佛的目的是想擺脫逆境帶來的煩惱,求得精神上的安寧,但他又是關切世事、極重名譽計程車君子,無法真正冷眼世情,超然自得,入世與出世的矛盾在他身上非但有統一,還形成尖銳的對立,不能自我化解,帶給他極大的精神痛苦,使他整個晚年都是在憂戚悲憤中度過的。
他寫的散文書信詩歌,間或有飄逸的辭句,但大部分充滿感傷沉抑之情。《送元皓南遊詩》中說,自貶後“深入智地,靜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然而“內視胸中,猶煎煉然”。又有一首《獨覺詩》雲:“覺來窗牖空,寥落雨聲曉。良遊怨遲暮,末事警紛擾。為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兩詩真實地表述了他內心矛盾激盪的狀態,這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極大損害,他終於沒有修成一位看破紅塵的真正的佛教徒。
目前在朝廷中樞最有權勢的隴西郡王親自相邀並參與討論,使得這場韓愈、柳宗元的“學術研討大會”盛況空前,排佛、崇佛兩派思想急劇衝突,李曜在長安的宅邸每日高朋滿座,宴會甚至徹夜不絕。名師大儒們在此處不為吟詩喝酒,而為心中的聖道激烈辯論。他們不復往日羽扇綸巾的翩然風采,時常爭論得臉紅脖子粗,甚至有人因為長時間爭論而暈闕,但醒來之後又立刻趕回隴西郡王府,繼續參與辯論。
李曜本人並不時常加入爭論,但他在應酬學上造詣甚深,偶爾一句話,就能將眾人從某個僵持的論點中輕輕帶出,轉入另一個話題。他的風姿卓絕,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也得到了幾乎所有名士大儒們的認可。
李克用在太原得知他在長安的舉動,心中頗為費解,因擔憂河北局勢,只得再次致函李曜,雖未明言讓李曜迅速歸鎮河中準備迎接朱溫的進攻,卻也將河東的困難局面一再強調。
但李曜在收到信件之後,仍未歸鎮河中,反而回復李克用,說李嗣昭、李嗣源與李存審三人到任之後,須得立刻徵募新軍並迅速訓練,以避免李茂貞反撲或者其他敵對勢力的覬覦,而為了支援他們三鎮的行動,自己必須坐鎮長安,為其提供軍事上的震懾和財力物力上的支援,因此現在還無法迅速回鎮河中。
不過為了讓李克用安心,李曜也不能什麼事都不做。他首先在河中、關中、同華徵募新兵兩軍,共計一萬四千人,號為“鎮遠左軍”、“鎮遠右軍”,駐紮長安附近練兵,而將開山左、右軍派歸河中,以防備朱溫。同時獻錢五十萬貫,連同緊急調撥的大批物資一起運抵太原。李克用得了錢物,壓力減輕不小,同時李曜的理由也的確說得過去,因此也就不再催促,只是在族中再次徵調了一批青壯加入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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