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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老部隊129師386旅的一部分在解放戰爭時參加了保衛延安的一系列戰役,後來成了一野的一個主力師,這個師的一個主力團的前身是李雲龍獨立團的一營。這樣一來,李雲龍和四大野戰軍都能扯上點兒關係。
政治鬥爭的經驗告訴馬天生,想扳倒一個元帥或一個大將並不難,因為他們的地位太高了,離政治旋渦太近了,一有風吹草動便註定在劫難逃。而李雲龍這類的將軍則不同,由於他複雜的經歷,使他在軍內的關係盤根錯節,他不同時期的老戰友構成了這支軍隊的中堅力量,這些將軍不是當野戰軍的軍長就是省軍區司令,官職雖然不算很大,但都是手握兵權的實力人物,他們離高層之間的政治鬥爭較遠,想扳倒這樣的將領,政治藉口是不太好找的,也容易引起軍隊的不穩定。
馬天生認為,他和李雲龍的矛盾不是出於個人恩怨,主要是兩人之間的政治觀點南轅北轍。“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指揮的,其目的是防止修正主義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使領導權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裡,使紅色江山永不變色,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除此之外,別的都是小事。可李雲龍的表現引起了馬天生的政治警覺,他憑直覺感到,李雲龍對“文化大革命”這個群眾運動抱有很深的成見和反感,從觀點到行動都似乎故意和“文化大革命”運動對著幹。這個人別看文化程度不高,但城府極深,喜歡幹實事而不喜歡多說。馬天生想,他都幹了些什麼實事呢?從他性格上分析,他可不是個甘於寂寞的人,城市打成這樣,他會視若無睹?杜長海死得很蹊蹺,馬天生可不是傻子,他才不相信那個神秘的殺手是來自“井岡山兵團”。活幹得乾淨利索,極其專業。馬天生自然而然地想到那支神秘莫測的特種分隊,如果有確鑿證據表明杜長海之死和這支特種分隊有關,這就有文章可做了。
熱線那頭的首長聽了馬天生的彙報後一反常態地沒吱聲,似乎在考慮什麼,過了好一會兒,首長才說:“看來調查一下是有好處的,知彼知己嘛。這個李雲龍說起來哪個山頭也不是,又和哪個山頭都有聯絡,這不是個能輕易搬動的人,不衝別的,就是曾在一軍團幹過這一條,他頭上就有了保護傘,林總的老部下,誰碰得?除非你能拿出過硬的材料證明他對抗‘文革’運動。你要密切注意,以這個人的性格,他遲早要作出點兒事來的。‘樹欲靜而風不止’嘛,你應該知道,誰想對抗‘文革’運動,不管他的資格多老,功勞多大,都不會有好下場的。”馬天生默默地掛上電話,心想,誰笑到最後誰笑得最好。
1967年2月,中央軍委的幾位副主席、元帥和政治局的幾個資深的領導人,為了保持軍隊的穩定,表示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不滿,在懷仁堂大鬧了一場,惹下彌天大禍,被稱為“二月逆流”。此事觸怒了毛澤東,他把幾個政治局委員召到書房,面色陰沉,語調嚴厲地說:“終究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到底還是有人跳出來,公開地反對‘文化大革命’了……”毛澤東又情緒激動地說,“要鬧個什麼結果?把張春橋、姚文元拿去槍斃,把江青絞死,我和林彪再上井岡山去打游擊!把北京留給他們?”處於權力頂峰的毛澤東動了雷霆之怒,任你是身經百戰的元帥、功勳卓著的開國將軍都噤若寒蟬,旋即消失在政治舞臺上。在廣袤的國土上,政治風暴又起,反擊“二月逆流”、反擊帶槍的劉鄧路線。這些口號成了此時中國的主旋律。全國到處在衝擊軍隊,八大軍區全部遭到衝擊,全國軍分割槽以上的單位80%受到衝擊,70%的各級軍隊負責人被揪鬥,造成軍事通訊中斷,指揮失控,北京的三大總部及各軍、兵種總部幾乎全部癱瘓。
這段時間,李雲龍連續接到在北京的各總部工作的老戰友打來的電話,他們都勸李雲龍要作好準備應付更大的麻煩。至於為什麼會成了現在這個樣子,誰也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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