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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進京告御狀這種行為,在後世也有,不過名字略有變動,溫和了很多,叫做上訪。
但不管是告御狀還是上訪,總之這種事情,古往今來都是地方官最為深惡痛絕的現象,而做這種事的人,也毫不例外被地方官視之為刁民。
高務實前世對於上訪群眾其實也是頗為頭疼的,但好在他當時並不負責接待上訪群眾這一塊的業務,畢竟那個年代好歹有個信訪辦,又有所謂縣長信箱之類的渠道,一般而言不會鬧到他們縣委去。
後來他到了鎮上,由於盤口變小,他又勉強還算是個“有志向”的年輕幹部,倒也沒幹出什麼天怒人怨的壞事,所以他的群眾工作僅限於調解了幾次鄉民之間的集體糾紛,並沒有鬧到群眾上訪那般嚴重。
因此,他對於上訪這件事,還算看得開,至少會看一看到底出了什麼事再說,而不是二話不說先拿人——危機公關其實也是一個優秀秘書所要做的功課。
不過很顯然,大明朝的官員們大概對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沒有太多切身體會,更沒有什麼危機公關這種意識,所以他們的反應就比較簡單粗暴了。
這裡要特別插一句:帥嘉謨的這個行為,放在別的地方可能比較驚世駭俗,但若是在徽州,其實還真不算十分特別。
因為徽州這個地方,民風剽悍。當然這個“剽悍”不是說他們跟戚家軍最喜歡徵兵的義烏一樣,礦區較多,當地百姓動輒打架群毆,而是說徽州人好打官司。
中國的老百姓歷來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傾向,認為打官司不論有理無理,總之都是醜事,而愛打官司的人,則會被當成“刁民”。而歷來地方官考評,也總是以“涉訟事少”作為一地民風是否淳樸的重要標準之一。
然而徽州人的做派,就很不和諧,倒是和後世美國人很相似,動輒興訟,有事沒事就喜歡對簿公堂,時人形容為“事起渺怒,訟乃蔓延”,並用了一個特別精闢的詞來總結:健訟。
相當於說不僅愛打官司,還特別能打,但凡有點什麼事,衙門走起!
高務實聽梁梧介紹到這裡的時候,忍不住笑出聲來。梁梧只當他是笑話徽州人,也跟著賠笑。其實高務實還真不是嘲笑,他只是忽然覺得好笑:原來我大明居然還有這麼一個頗具法治精神的地方?
兩人笑完之後,梁縣尊繼續介紹情況:正是由於徽州當地大量的訴訟,讓徽州盛產精通法律條文的狀師、訟師,打起官司來唇槍舌劍,在訴狀上經常互相攻伐,精彩紛呈。以至於每一任徽州主官,都覺得“你們是本官帶過最刁的一屆刁民”,對此頭疼萬分,以難治而聞名。
不過究其根源,這民風倒不是明代才培養出來的,其實早在南宋時,徽州出身的朱熹就曾經無奈地評價本鄉人:“其俗難以以力服,而易以理勝。”——你打我,是不能把我打服氣的,有本事咱們講法律、擺道理,說得過我,你才是爺。
其實從這個角度說,徽州人這個習慣其實挺“君子”的。
所以帥嘉謨在本地打不成官司,於是毅然決然赴京上告,這個做法,是十足的徽州範。
然而不管你這範那範,壞了官老爺的好事,都只能是死人範!
徽州府方面,連帶其下六縣,對於帥嘉謨這個不知死活的訟棍終於忍無可忍了。
你這廝好不曉事,先前越級上報給應天巡撫、巡按兩院,咱們看在海剛峰的面子上,也就懶得計較了,現在海剛峰都走了,你的膽子居然還更大了,敢上京告御狀?
再不教訓教訓你,你怕是不知道花兒為什麼這樣紅!
尤其是,徽州知府段朝宗忽然接到了他的上司徽安按察使——全稱是整飭徽安等處九江衛所兵備按察使——的一封私信,該兵備在信中向他表示:有人把徽州人丁絲絹案悄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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