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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御史中丞呂誨上疏彈劾王安石,神宗拒絕答覆,前者就自請出朝;知諫院範純仁上疏攻擊王安石變法亂度,神宗未置可否,範純仁也堅決辭職;元老重臣富弼稱病罷相;司馬光上書無果,主動要求到洛陽修《資治通鑑》;蘇軾、蘇轍上書陳說變法之弊,結果蘇轍被貶河南,蘇軾自請離京出任杭州通判……
可以說,反對派的官員無一例外都離開了中樞朝政。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最終的結果仍然是變法失敗,保守派再一次掌權(省略一點,不想偏題寫太多宋史)。
但最關鍵的情況在於,這些看似激烈的爭鬥基本上沒有導致死人,或者說沒有出現政治本身之外的人身攻擊乃至於肉體毀滅。
相較於大明而言,宋朝的黨爭那是真夠剋制的。
那麼大明的黨爭是什麼風格?
有人一說明朝黨爭就說萬曆末期,其實那是誤解,實際上早在太祖朱元璋時期,“黨爭”的苗頭已經顯現。
當時,隨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是故明朝建立之後,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
當時其中的核心人物便是韓國公李善長,以他為首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團。
由於身兼功臣和皇帝同鄉兩重身份,因此在開國後,李善長任左丞相,位列朝中第一。而在他之後,由其同鄉胡惟庸繼任為相。
在他們先後掌權的十幾年中,由於淮人集團的排擠,使得非淮人官員很難在朝中立足。譬如說身為朱元璋親信謀士的劉伯溫,就因為其是浙東人,所以自入朝後就備受打壓。
劉伯溫的才華和功勞在一干功臣中顯然不算差,但由於淮人官員從中作梗,在大封功臣時,他就只被封為誠意伯,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長則被封為韓國公。
由於李善長的挑撥,僅僅在洪武四年,聰明的劉伯溫就告老還鄉,自此遠離官場。但這並非結束:由於之前朱元璋在向劉伯溫徵詢丞相人選時,後者沒有為李善長說好話,於是李善長記恨在心,之後藉故革掉了劉的俸祿。
經過一連串的打擊,劉伯溫不久便憂憤成疾,而此時淮人集團的胡惟庸,則藉機派醫生為其診治,但蹊蹺的事情隨之發生:劉伯溫在此後一個月便病故了。
由此可見,即便遠離政治,淮人官僚依然不肯放過自己的敵人。劉伯溫只是他們的對手之一,遠遠不是全部。實際上當時的淮人集團幾乎是以一派之力壓制全國——要不然你以為朱元璋真的是腦子抽風了,居然那樣大殺功臣?
他是因為發現淮人集團實力已經過於強大,他本人在世的時候倒是壓得住,可是太子早逝,太孫有沒有這樣的威望和能力,那就完全說不準了。於是便有了朱元璋的大殺功臣。
而到明代中後期的嘉、隆、萬時代,派系更加分明的“黨爭”正式登場。
先是嘉靖時,以內閣首輔嚴嵩為首的“嚴黨”和以內閣成員徐階、高拱等為代表的“清流”之間的爭鬥——注意,這時候的“清流”二字不帶貶義。
當時嚴嵩結黨營私、大肆貪汙,“清流”官員藉此不斷攻擊“嚴黨”。而嚴嵩也沒閒著,他利用權勢,先後羅織罪名殺害“清流”領袖夏言等。但在嚴嵩掌權的二十餘年裡,“清流”對其的攻擊也從未停止:沈煉、楊繼盛等先後上疏彈劾嚴嵩的罪狀,只是都未能獲得成功,反遭嚴嵩陷害致死。
嚴嵩敗亡之後的事本書中已經說得不少,此處不再贅言,稍分筆墨說一說原歷史上的明末黨爭。
明末,“黨爭”之勢達到頂峰。先是在萬曆立太子的問題上,浙人出身的浙黨官員基本選擇了順從萬曆的想法(主要是因為他們正當權),而著名的東林黨官員則上疏強烈反對。對此,其他黨派又群起攻擊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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