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1章 朝廷的事朝廷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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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過的。這一條本書前文有述，此處只簡單舉例：嘉靖時的張璁就是被中旨特簡入閣，隆慶時殷士儋也是中旨特簡入閣，這都是跳過廷推的例子。

至於駁回，也是有的，原歷史上的朱翊鈞就幹過這事：當時顧憲成任吏部文選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遷升、改調等事務。萬曆二十二年，朝廷廷推內閣大學士，顧憲成提名的人都是朱翊鈞所厭惡的，於是觸怒了皇帝，被削去官籍，革職回家。而那一次的廷推人選也被皇帝駁回，要求吏部重新擬定。

所以綜上所述，廷推作為一種制度來說，其象徵意義更大一些，真正的最終決斷權始終掌握在皇帝的手裡。

當然這並不是說廷推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廷推的重要性還是很高的，甚至可以說意義重大。

這個意義的來源，在於明代士紳對於公意的堅持——“天子不能奪之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不能奪之愚夫愚婦”。

這種思想，使得皇帝的獨裁始終處於一種在道義上不被接受的狀態，因此哪怕是天下至尊的皇帝，貿然對抗公意也是很危險的。

傳統中國的政治期許，在於希望皇帝勞於求人、逸於使人，而非威福自專、權不下移。而在官僚系統高度體系化的明代，皇帝本身就是官僚系統的最重要的齒輪，因此他對於官僚集團達成的公意通常都必須抱持肯定態度，因為如果他否定其他齒輪的意志，就可能導致官僚系統運轉不良。

為了維護皇權而跟官僚集團敵對，從協調者變為對抗者，先不說長遠來看是一種自掘墳墓的行為——因為其自曝了獨裁者本質。甚至短期的代價就非常大，是很容易被官僚集團抵制乃至拋棄的——別忘了萬曆後期官員解印自去的風潮，以及崇禎後期孤家寡人的態勢。

萬曆遭遇的是抵制，是因為國本之爭而導致的一種君臣之間互相的“非暴力不合作”；而崇禎就更嚴重了，那真的就是被官僚集團給拋棄了，甚至不僅僅是文官，他竟然被武將集團也一同拋棄。把明朝這種體制下的皇帝做到那個程度，也是沒誰了，死得真不冤。

當然現在的萬曆還沒有遭到明顯的抵制，因此這次廷推在他的諭旨之下，很快便有條不紊地行動起來了。

即便是廷推閣臣，首先也是吏部先圈定人選。在某些強勢吏部尚書掌權的時代，這個圈定人選是不容易受到其他干涉的。

不過現在麼，就不同了。從嚴嵩之後直到如今，基本上都算是內閣強勢時期，吏部方面只能緊跟內閣的指示行事。

而具體到眼下，也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吏部整體來說是實學派當權的狀態。這當然有歷史原因，主要就是當年高拱以首輔之尊兼掌吏部，由於他獨掌銓務八年，導致吏部從此貼上了高黨的標籤。

如今的天官雖然是楊巍這個貌似中立而實際上的晉黨，但反正在張四維丁憂之後，高黨、晉黨其實已經沒法分家了——都是高務實說了算，因此吏部推出的人選當然會秉承高務實的意志。

只是，這次所謂高務實的意志也不是他的意志，這只是個妥協產物，唯一聊以**的是這次的妥協是申時行退讓更多，高務實好歹還略佔便宜。

不過這次吏部推舉還是挺有意思的，高務實擺明了不給面子，或者說他真的貫徹了自己和申時行對話時表達的意思：這次的面子裡子我都要拿！

因此吏部推薦的三個人選，幾乎都和高務實有關。

這三個人選分別是王家屏、陳經邦、于慎行。

王家屏，山西人，不管他自己怎麼看，在外界眼裡山西人就是自然而然的晉黨；

陳經邦雖然是福建人，但他是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金榜二甲第七名，而那年的主考官是高拱，也就是說高拱是陳經邦的座師。當初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陳經邦才成為朱翊鈞太子時期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