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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全靠自己努力改變命運的熊廷弼性情火爆,同時也剛正不阿,特別是對大明朝廷極為忠誠,對朝廷事務尤為掛心。因此,比起朝中其他更看重個人利益和己方陣營利益的官員,他顯得“天真”和“稚嫩”了許多。
儘管身在楚黨,熊廷弼也沒有刻意拉開與東林黨人的距離。其中部分東林黨人,也因無明顯糾紛,而與他保持著交好的關係。所以這個時期的熊廷弼,其實都是激烈黨爭中的邊緣人,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正是這樣的身份和地位,讓熊廷弼在萬曆三十六年成為了兩黨眼中可以徹查“遼東棄地案”的合適御史人選,也因此與努爾哈赤有了交集。
“遼東棄地案”發生在兩年前的萬曆三十四年。當時齊楚浙三黨與東林黨的博弈進入了白熱化階段,為前者陣營的遼東總兵官李成梁為避免殃及池魚,打算在遼東提前剔除一些潛在的危險。
當他意識到位於建州女真腹地的寬甸六堡很難守住,而一旦失去就會成為東林黨攻訐齊楚浙三黨和把自己拉下水的最好藉口時,他就決定了要直接放棄這塊地方。
於是,就有了“擅自棄地八百里,六萬居民被迫回遷內陸,流離失所”的場景。而努爾哈赤也取得了在東北更大的軍事優勢。
這件事鬧得不可謂不大,但因為當時齊楚浙三黨在朝中的勢力高過東林黨,且深知李成梁這一做法背後的原因,因此出面保下了李成梁。但萬曆三十六年時,被認為是東林黨重要人物的葉向高成了首輔後,這件舊事就又被翻了出來。
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萬曆帝決定派遣御史前往遼東查明真相,此時立場顯得相對中立的熊廷弼就被推了出來。
到達遼東後,熊廷弼在那裡展開了長達半年的實地調研,最後查清了李成梁和趙輯放棄領土、驅民遷徙的全過程。
不懂黨爭,或者說不願意參與黨爭,只擔憂國家利益的熊廷弼十分氣憤,列舉出了李成梁和趙輯的八大罪狀,並上疏要求對其進行嚴懲。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實際上完全清楚其中內幕的萬曆帝朱翊鈞當然沒有理會嚴懲這個說法。他甚至沒有將熊廷弼的奏章下發給大臣討論,而是直接下了一道詔書,稱讚李成梁“鎮遼年久有功,應予以卹典”,然後就讓李成梁體面地“退休”了。
這是朱翊鈞分不清是非曲直嗎?當然不是,這只是一種權術上的折中,算是給了東林黨一個說法,又不至於徹底得罪齊楚浙三黨。
事實上,他是故意維持朝廷內部的黨爭局面,使雙方都無法擺脫皇權的控制,相應的也就不能形成合力對皇帝過多的干涉。歸根結底,這背後是君權與臣權的較量。
嚴懲意見雖然沒被採納,但是熊廷弼倒也沒有喪失積極性,他很快又對遼東進行了實際的軍事考察。
當時遼東的土地上,明朝、漠南蒙古和女真三大軍事勢力相互鬥爭,且停留在或戰或和、關係不明朗的階段。然而,儘管局勢曖昧不明,熊廷弼卻清醒地認識到,努爾哈赤領導下的建州女真給明朝帶來的威脅要遠遠大於蒙古。
他指出,蒙古雖強盛,卻“不過搶掠財物,無遠志”,而建州女真飲食性情與明朝相近,“志在我土地”——後來的事實顯然證實了這一點。
為了更好地防禦努爾哈赤領導的建州女真,熊廷弼提出了整頓軍紀,實內固外,以夷制夷的主張。而在任期的三年裡,他也是這麼執行下去的。
遼東疆域先後修建起了七百多里的城牆和大批的城池墩臺,高高築起了一道防線。大片荒地被開墾出來並種上了作物,遼東的糧食收成每年達到了上百萬石之多,于軍於民都是功德。
由於熊廷弼深知此時遼東明軍因為援朝抗倭等戰爭的損耗,實力已然大不如前,因此他主張軍隊以守為主,得到了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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