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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同年八月,李世民痊癒,唐軍再次出擊,徹底殲滅薛舉割據政權的部隊。
從戰果上看,李世民擔任“西討元帥”這次,因為期間發生自身重病這種不可抗力之故,其作戰在他的軍事生涯中算是不盡如人意。但是,他擔任“西討元帥”這件事本身卻開創了唐朝軍事歷史上的規則:即戰時以“元帥官職”出現的作戰部隊最高指揮官,這個“元帥”就得由皇子擔任。
因此,不管是初期李世民曾就任的“西討元帥”還是後來“天下兵馬大元帥”,受命領兵的皇子本人都要以戰時軍隊最高統帥的身份帶兵出征。
公元626年,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登基稱帝。由於後來的唐朝皇帝全都是李世民的嫡系後代,所以身為李世民後代的唐朝帝王在設立“天下兵馬大元帥”這一官職作為軍隊最高指揮官的時候,就得遵循“祖宗”的“政治正確”,讓皇子擔任“天下兵馬大元帥”。
當然,在某些時候,唐朝皇帝也會讓親王擔任“天下兵馬大元帥”,不過因為都是李世民的後代,這倒也就無所謂了。
其二,唐朝皇帝出於提防武將造反的心理,不讓武將擔任天下兵馬大元帥,這一點在安史之亂中體現的相當明顯。
唐朝軍事制度分成“府兵制”和“募兵制”時期。在府兵制時期,唐帝自然是出於天下皇權唯我獨尊,提防武將造反的心理,不讓武將直接擔任天下兵馬大元帥。當然,除了不讓武將擔任天下兵馬大元帥,唐帝還對武將帶兵打仗給予了其他限制。
比如,武將在戰時擔任的職務“行軍大總管”就屬於臨時官職,只有帶兵權,沒有行政人事權和財政權。這樣一來,唐朝皇帝就把武將造反的可能性壓縮到最小。
隨著土地兼併的現象越來越明顯,府兵制到武則天時期已經走向末路。到了唐玄宗時期,唐朝的兵役制度基本改成了募兵制,地方節度使有自行募兵的權利,逐漸成為掌握一方軍政大權的軍閥。
公元755年,安祿山起兵反叛朝廷,唐朝歷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亂全面爆發。
安史之亂不僅讓盛唐“無可奈何花落去”,還給唐朝軍事制度帶來了一定的影響。安史之亂以前,唐朝皇帝雖然不讓武將擔任天下兵馬大元帥,但對武將的軍事指揮還給了較大的自主權。
但到了安史之亂髮生之後,唐帝因為害怕帶兵打仗的武將成為“安祿山第二”,就採取種種措施限制武將的指揮自主權。這樣一來,唐軍郭子儀、李光弼等戰功赫赫的名將不僅沒法成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還得受到監軍宦官的節制。
當然,隨著宦官直接參與到唐朝平定安史之亂的軍事行動中,唐朝宦官的權利也就越來越大了。涇源之變發生後,唐德宗乾脆不再信任武將,反而把中央禁軍神策軍的兵權徹底交給宦官,從而給唐朝後期的宦官亂政埋下了伏筆。
南疆在柬埔寨平定之後便不曾爆發過大戰,後來奪取龍牙半島時雖然也出動大軍,但由於最重要的馬六甲城是葡萄牙被迫和平移交,龍牙半島上的一些小城邦不僅實力孱弱,而且還互不隸屬甚至互有矛盾,導致這次出兵基本上屬於武裝遊行級別。
再後來就是南洋群島征服戰。這次更是妥妥的降維打擊,到處都是“天兵一到,望風披靡”,以至於黃止汀在向高務實打報告的時候幾乎一筆帶過,連戰事程序的說明都懶得浪費筆墨——反正要麼是“我軍至,降”,或者“我軍至,不降,破之”,確實沒什麼必要多說。
因為這樣的客觀現實,加上黃止汀是以夫人之尊受夫君所託坐鎮南疆,所以南疆雖然成立了軍令部,但軍令部部長一職長期空缺,最後在近期才由高珗出任了副部長。
某種程度上來說,軍令部部長在南疆或許可以比擬“天下兵馬大元帥”的地位,但事實上這個職務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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