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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皇貴妃?”
申時行還只是七分詫異三分疑惑,王錫爵卻忍不住反問了一聲,然後哈哈笑道:“看不出張公竟有這般三寸不爛之舌,可以說動鄭皇貴妃支援皇長子正位東宮?端的是了不得啊,失敬,失敬。”
毫無疑問,王錫爵自然不是真的“失敬”,因為他的語氣依舊帶著嘲諷,這番話也顯然是在說反話。
張誠果然笑容一僵,稍稍沉下臉色:“王閣老,咱家是很有誠意地來說這件事。恕咱家直言,皇貴妃娘娘能不能將皇三子送入東宮,於她這輩子的榮華富貴有影響麼?甚至就算皇三子本人,將來哪怕做不得太子,至少也是一國藩王,差也差不到哪去。”
“可是,二位閣老如今對高司徒乃至實學一派可有什麼辦法壓制?咱家雖然讀書不多,也知道這官場如戰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既然心學壓不住實學,那必然就只有實學來壓心學了……到時候,天底下這許多心學官員回頭一看,說我心學何以落到這般田地,最後會把責任算到誰頭上?”
張誠這番話說得還真是優哉遊哉,畢竟這賬怎麼算也不可能算到他頭上去。心學官員最後要罵也只會罵申時行少智、王錫爵無能,斷然不會有他張秉筆什麼責任。
此時申時行果然聽得有些皺眉,而王錫爵卻面色如常,淡淡地道:“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張誠還真沒料到王錫爵會是這個反應,當下也有些木然。
說起來,張誠對於政治的理解還是太膚淺了一些,更加不明白不同的閣臣在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其實也有不同的考量。張誠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倒是高務實很早以前就審慎思考過,那些思考也是他如今為官風格的依據。
高務實曾經思考,自明中期以降,多次發生群臣與皇帝存在嚴重政見分歧的情形,如武宗南巡、大禮議、國本之爭等。閣臣劉健、楊廷和、王家屏引導群臣犯顏直諫,他們的氣節在當時即被很多士人推崇,後世評說亦不吝褒揚之辭。
而在注意到那些與君主激烈抗爭的閣臣的同時,他也注意到與劉健同時代之李東陽,與楊廷和同時代之費宏、楊一清,與王家屏同時代之申時行、王錫爵等人。總體來看,這些人雖有諫諍之舉,然態度較為和緩,主於調護。
當時高務實就仔細推敲過一番,李東陽諸人的行為取向在何種意義上與劉健,或者說與明代士大夫群體較為激烈的抗爭行為相異,這其間有無原則性?明人又如何評價閣臣此類行為取向,閣臣又以何種理路對己、對人交代其行為的合理性?乃至於將此種行為取向置於明代政治經歷的脈絡中審察,有無政治角色層面的特殊含義?
早在他還是太子伴讀的時候,他就覺得有必要弄清這些問題,因為這不僅有助於重新認識李東陽諸人行為取向的內涵,還將對明代政治生態的複雜性有更為深刻的理解。而這也是他自己“將來”生存在大明官場的依憑。
在有明一朝的君臣衝突中,如大禮議、國本之爭,士大夫群體往往連番上疏,要求皇帝採納建議,又以“乞休”、“伏闕”等各種方式向皇帝施加壓力。與之相對,皇帝則多采取廷杖、貶黜等方式打壓群臣的抗爭,君臣衝突情狀激烈。
正德元年八月,閣臣劉健、謝遷、李東陽疏諫武宗誅殺內侍馬永等人,勸導武宗理政,武宗不聽。吏部尚書韓文率群臣“伏闕”哭諫,武宗藉故廷杖“伏闕”諸臣。劉健、謝遷乞休,武宗不留,又“以事革韓文職,而杖責請留健、遷者給事中呂翀、劉菃及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人,御史薄彥徽等十五人”。
在這種情況下,李東陽雖亦疏言乞休,但武宗不允,遂留任為首輔。武宗去世後,世宗由外藩繼位,世宗欲尊生父興獻王為皇考,改稱孝宗為皇伯考,以閣臣楊廷和、毛紀、蔣冕等人為首的在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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