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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是因為朱翊鈞砸了大把的內帑進去,原歷史上的三大徵說不定一場都贏不了!
可是,內帑的錢是從哪來的?大頭就是礦稅。
礦稅並不能“顧名思義”,它其實就是商稅,只不過和高務實現在要搞的商稅不同——高務實收商稅,是要把錢收進戶部,朱翊鈞的礦稅則是透過礦稅太監收進內帑。
在原歷史上,朱翊鈞這礦稅每年收起來的其實也不算多,但搞出的麻煩卻很是不小,其中主要原因在於“徵礦稅”沒有制度可言,礦稅太監們又趁機上下其手,弄權、貪墨不一而足,所以民間反對的聲浪很大。
不過,所謂民間反對聲浪,實際上有一大半是大商人們搞出來的,同時大商人們的朝堂代言人們則不斷攻擊礦稅,數十年如一日的要求朱翊鈞取消礦稅,只是朱翊鈞始終堅持不肯罷。
整體而言,礦稅的存在是一把雙刃劍,它保證了在國家“出事”的時候,皇帝能拿出銀子來支撐戰爭,又導致民間、朝堂的尖銳反對。
作為新御極的天子,不是說不能取消礦稅作為一種與百官妥協的手段,爭取暫時平息皇權於文官集團之間的鬥爭。
問題是取消礦稅也得看時機啊,這個時候遼東眼看著都要徹底糜爛了,你還把自己手裡目前最靠得住的一筆財權放棄掉,這……是個什麼神操作?
其睿智程度,恐怕和崇禎自廢廠衛差不多。
由此可見,朱常洛的水平完靠不住,比他老爹朱翊鈞差了八條街。
朱常洛靠不住,朱常洵同樣不靠譜。
國本之爭中發生的爛事先不說,只說其受封福王、之國洛陽以後。這位殿下橫徵暴斂,侵漁小民,千方百計搜刮錢財,除了沒膽子造反之外,基本壞事做絕。
當時朱翊鈞與群臣冷戰,無數奏疏送進皇宮都如同泥牛入海。朱翊鈞對群臣上的奏章大多不理睬,唯獨福王府的奏章不同,早上遞交,基本上下午必有答覆,對其要求則是無所不允。
有這樣的便利,四方奸人亡命之徒自然紛紛趨之若鶩,聚集在朱常洵門下。而此後天啟帝乃至更後來的崇禎帝即位後,因福王是帝室尊屬,是血系最近的一支藩國,所以對他也很是禮敬。
然而地位如此尊崇的福王殿下有何表現呢?
這位據傳重達三百十多斤的王爺一輩子醉生夢死,終日閉閣暢飲美酒,遍**娼,花天酒地。流賊猖熾之時,河南又連年旱蝗大災,人民易子而食,但福王不聞不問,仍舊收斂賦稅,連最基本的賑濟樣子都難得做一個。
彼時,四方徵兵隊伍行過洛陽,士兵紛紛怒言:“洛陽富於皇宮,神宗耗天下之財以肥福王,今上卻讓我們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賊手,何其不公!”
當時退養在家的前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多次入王府勸說福王,對他說,即使只為自己打算,也應該開府庫,拿出些錢財援餉濟民。然而福王的反應在史書上記錄得很簡單:“不聽”。
“不聽”的後果很嚴重,崇禎十四年春,正月十九,李自成率軍攻陷洛陽。福王與女眷躲入郊外僻靜的迎恩寺,仍想活命。其世子朱由崧腳快,縋城逃走,日後被明臣迎立為南明的“弘光皇帝”。
他倒是跑了,然而體重嚴重超標走路都困難的福王無法逃跑,很快就被李自成軍尋跡逮捕,押回城內。
半路,正遇被執的那位前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呂老尚書激勵道:“名義甚重,王爺切毋自辱!”言畢,呂老尚書罵賊不屈,英勇就死。
可惜福王熊包一個,哪肯自殺殉國?正月二十一見了李自成,立刻叩頭如搗蒜,哀乞饒命。
李自成看見堂下跪著哭喊饒命的三百斤肥球王爺,也不知道怎麼,反正就越看越生氣,乾脆讓手下人把福王綁上,剝光洗淨,又從後園弄出幾頭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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