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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巡按御史期間解釋過,這裡就不贅述了。

總之天津新增的文職衙門雖多,但三個最重要的新設衙門中有兩個都是戶部直轄的,可見天津的地位提升與經濟發展的程度密切相關,而其中高務實的參與度可謂是非常之高。

不過以上衙門雖然重要,但重要在於具體事務的處理功能。如果宏觀一點來看,天津行政地位的提高還是要從“達官要員”的設定來論。

在原歷史上,天津由軍事型政區轉變為地域型政區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純軍事堡壘(永樂到成化年間)——軍事型政區為主,地域型政區出現(弘治到萬曆中期)——地域型政區進一步發展(萬曆中期到清雍正三年)——地域型政區正式確立(清雍正三年)。這是天津地域型政區從出現到發展再到確立的大致過程。

首先是地域型政區的肇始——天津道整飭副使的設立。天津城內有天津衛、天津左衛、天津右衛。三衛及其官長曆來爭權奪利,遇事則推諉扯皮。

究其原因,主要是長官級別一致,三人同處一城,偏偏互不統屬,使得天津衛城的管理不善,以致“顧乏帑積,勢不可猝辦”。

天津作為“密邇神京”的漕運重地和中轉中心,三衛的混亂管理狀態必然使天津衛城出現某種失控現象,最高當局不得不開始關注並著手解決這個問題。

弘治三年(1490年),時任刑部左侍郎白昂向朝廷提議:“弘治辛亥,用廷臣議,始於山東按察司員外接副使,以璽書命之,使整飭兵備於天津”。

朝廷接受了建議,遂於弘治五年維修衛城,“自城壕起東至大道,南至王千戶莊,西至稍直口大道,北至馬家口。南北長十里,東西闊八里,軍民開種,照數納糧,舊為豪右所據。弘治五年修城,奏復之,每年抽分蘆葦並收子粒共計價銀貳佰伍拾餘兩,收儲在官,均之造磚”。

可見,天津道整飭副使不但有軍事職責,也有行政職責了。此後,天津城的管理權開始統一,軍民也由此分治,剝奪了三衛的行政大權。

應該說,天津道整飭副使的設立,是天津城市由軍事管理體制向行政管理體制過渡的開始,也即由軍事型區劃向地域型區劃的過渡。

其次,地域型政區的進一步發展——天津巡撫的設定。巡撫的來歷和現狀在本書中已經有過比較詳細的解釋,這裡也不多說,此處單說“天津巡撫”的產生。

天津原本是沒有巡撫的,因為此前似乎並無在天津設定巡撫的必要。然而,日本發動侵朝之戰後,明廷很快決定援朝抗倭,由此就需要解決出兵所必然帶來的後勤壓力劇增問題。

於是,在高務實確定了主要後勤由海上提供的原則(不是說陸上就不運了),並且得到皇帝認可之後,他很快就相應地提出了在天津設立巡撫的建議。

這一建議得到批准的過程並不複雜,其中也並沒有多少困難,但是對於天津巡撫的轄區、職責和許可權等問題,從朝戰開始至今,朝廷在數年之內已經調整過了兩次。

第一階段,萬曆二十五年,天津巡撫自保定巡撫析置,專飾海防,但無陸上轄區。當時的主要任務就是給李如松他們提供海上運輸的補給,基本都是運往朝鮮半島的西部沿岸。

之後,由於停戰協議簽訂,朝廷內部大多數人認為既然此職是為戰事特設,現在仗打完了,自然應該“事畢即裁”,於是又把天津巡撫裁撤掉了。

高務實當時稍微提了一點反對意見,不過他又不能直說這停戰協議只是廢紙一張,因此說出來的理由也只能是“不若待大軍撤盡,確定倭人已無再犯天朝藩籬之意,於是裁撤不遲”。結果這話的立足點被認為過於保守,因此沒被採納。

第二階段,當然就是朝戰再起之後。這一次“復置時,割保定巡撫轄區之河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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