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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思當以國公酬之……”
這一條正如劉馨之前擔心的那樣,看似吹捧高務實,其實暗藏殺機,欲以酬功而為高務實封爵,卻斷他仕途。
當然,除了這些或明或暗都是為了打擊高務實的奏疏之外,實學派方面也有官員上疏議論此事,只不過……呃,也有些混亂。
實學派官員的議論,大抵從出發點來說倒都是為了高務實好,只是按照誇的程度不同,大體上也分兩派。
其中一派是猛誇,將高務實從出身到功績誇了個遍,然後表示高務實如此德才兼備,不入內閣簡直不可理喻。總之,這一派人的目的是為了推高務實入閣,其中甚至有人表示現在皇帝就應該召集大小九卿進行廷推了。
另一派算是有節制的誇,高務實的出身、曾經作為皇帝伴讀這些舊事他們沒提,而是著重強調了高務實入仕之後的功業。
他們的目的其實也是推高務實入閣,不過這些人可能看得深遠一些,或者就是昨晚聽到了什麼風聲,所以他們還特意提出:高務實作為文臣,其立下的文治之功其實勝過武功,因此對高務實的封賞應該有所側重,不能因為他看起來戰功更加顯赫就給他弄武臣封爵那一套。
總而言之一句話,在“文臣”這個範疇之內,皇帝陛下您怎麼封賞高務實都行,但絕對不能把武臣封爵那一套用上。這其中更有甚者,認為就算要給高務實封爵,那也必須按照李善長的模式來辦。
至於什麼叫“按李善長的模式來辦”,那自然是說按照李善長當年文官封爵的辦法來給高務實封爵:李善長可是開國韓國公(一開始是宣國公)。呃,至於韓國公後來為何除爵,那是另一回事了,總之都怪胡惟庸案。
說實話,這提議倒是個“創舉”,因為朱元璋封李善長的時候,還並沒有說將來只有軍功可以封爵這話。
中國的爵位制度出現很早,自周朝開始就出現了公、侯、伯、子、男這五等爵位。漢朝把五等爵位變成了王和侯兩種,能夠得到這份殊榮的都是皇帝的本家、外戚和有功之臣,後來又把擔任丞相一職的人封侯。自漢朝以後,尤其是到了五胡亂華時期,封爵就變得異常混亂,基本上在朝廷內任職的人都可以獲得五等爵位。
到了大明朝,形式為之一變。朱元璋打天下的時候,給功臣以及死難將士的封號也都是五等爵位。可是等到坐穩天下之後,朱元璋又覺得封爵太濫了,似乎顯不出尊貴來,於是就把五等爵位變為三等爵位,也就是隻有公、侯、伯,並且規定,文官不得封為公侯,最多隻能封為伯爵,而且前提是必須立有軍功。
從表面上看,是朱元璋苛刻,捨不得爵位賞賜,畢竟一個文臣一般是不會有機會立有軍功的。這從一方面來講,這個政策確實是朱元璋對武將們的偏愛,因為武將只要是有爵位,哪怕官職沒有文官大,在朝中受到的尊崇和地位要遠遠高於文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文官勢力。
可惜,這個制度在明中後期沒有堅持下來。總兵在明朝屬於武一品,可是在明末卻出現了“總兵帳下無縣令,縣令親隨有總兵”這樣的過於貶低武人的局面。而為了鼓勵文官們立功封爵,在明朝的官方學校裡,慣例是要開武備課程的,學子們一面學習聖人之言和治國之道,另一方面還要學習兵法和弓馬——當然制度是制度,你學不學那是另一回事。這個制度是朱元璋的首創,所以明朝初期文臣們大多都是文武雙全的。
然而開國皇帝也並不是神,實際上在原歷史上明朝的277年裡,文臣封有爵位的一共只有九人,封為公爵的只有一人,其餘八人都是伯爵。
唯一的國公便是韓國公李善長。李善長是朱元璋的蕭何,在朱元璋起事初期就跟隨著他,雖然讀書不多,但計謀百出,為大明朝的建立立下了殊勳,因此朱元璋把其奉為自己的蕭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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