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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應龍此舉,當然就是在為王錫爵加火。不止於此,舒應龍本身還要在這其中撈足好處——你王閣老可以是此次行動的發起人,但我舒應龍必須是直接負責人,並且在其中承擔更大的責任,為將來的上位打下堅實的政治基礎。
所以,舒應龍悄然行動,將事態嚴重化、擴大化,把千餘漕軍騷亂變成數萬漕軍暴動,把危險可控的鎮江、揚州漕軍騷亂變成南京漕軍暴動。
“兩京制”下的南京遭到數萬暴動的漕軍攻打,這其中的政治風險將十倍於王錫爵的計劃。這就逼得朝廷必須立刻有所行動,並且在高務實不可能立刻插翅飛抵南京的情況下將平定這場暴動的任務交給他舒應龍這個漕運總督。
這就是內部腐蝕,就是個人利益凌駕於黨派利益,乃至凌駕於國家利益。
而這也意味著心學派在實學派的強壓之下,同樣出現了內部思想的分裂,形成了新的變化。與此同時,申時行、王錫爵作為成熟穩重的老派政客還不得不姑息這種分裂,寄希望於彌縫內部不和,爭取先穩定當前局面,日後再作清算或者整肅。
不過,申時行和王錫爵可能還是小看了朱翊鈞此時此刻的膽量與氣魄。在得到南京被暴動漕軍攻打的訊息之後,萬曆天子的第一反應不是驚慌,而只是單純的震怒。
內閣全體閣老及兵部尚書周詠被第一時間召集到文華殿面聖,朱翊鈞只是簡單詢問了一下暴動緣由,以及目前南京是否被暴動漕軍佔據,然後就直接詢問吳兌、梁夢龍和周詠三位平叛之戰該如何打。
這三位不是主管過兵部的就是正在主管兵部的,雖然目前得到的訊息不太細緻,但至少可以明確一點,南京城還在朝廷手裡。
吳兌是以往負責兵部的閣老,在梁夢龍入閣之後,他名義上也還可以過問兵部事務,但實際上主要卻在幫高務實的戶部說話;梁夢龍直接管兵部之事,但大多是在戰略層面,戰術層面主要還是得讓大司馬自己來。
因此,周詠不得不站出來準備回答皇帝的問題。然而這個局面卻並非申時行與王錫爵希望看到的,只是王錫爵作為群輔,皇帝問到的事與他的執掌無關,不太方便直接插話打斷,於是申元輔不得不站了出來。
申時行作為首輔,當然是對任何事情都有發言權的,因此搶在周詠開口回答“如何打”之前道:“皇上,臣以為此刻不宜先論及如何武力平定,甚至不該貿然將此次事件定義為暴亂。”
這話與朱翊鈞的觀點是衝突的,但大明的傳統力量足夠強大,縱然是皇帝也不能不給堂堂首輔說話的機會,只能耐著性子,一臉尊重地頷首道:“申先生有何高論教朕?”
申時行一臉肅然,行禮道:“不敢,臣以為漕軍此次出事,歸根結底是由於倭寇襲擾,燒燬燒傷了大量漕船,導致漕軍以為要自負四成損失而造成的。
故在眼下有兩點最為關鍵:一是倭寇襲擾為何能長驅直入南京,蘇松海防到底怎麼回事?二是漕軍此次損失雖大,但因為著實事發突然,天下無人可以預測,朝廷若能酌情減免漕軍自負損失之賠償,或可將此次騷動消弭於無形,而不必以武力鎮壓。
皇上,漕軍並非狼心狗肺主動圖謀造反,輕易鎮壓只會使親者痛而仇者快,且南京及周邊久無戰事,各衛皆無戰爭準備,貿然一戰未必是良機,反而只能使事態加劇,危害甚大,臣請皇上三思。”
朱翊鈞稍稍沉默,問道:“那麼,這股倭寇到底從何而來,又如何逃過海防監視進入長江內河,乃至於殺到南京城外的?”
這也是兵部的事,周詠還是要出來作答。高務實在京時,這位大司馬很少有表現的機會,現在難得有此機會,卻偏偏都是壞事,也是夠倒黴的。
周詠下意識清了清嗓子,施禮道:“回皇上,關於倭寇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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