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4章 強烈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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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4章 強烈反響

七月五日，陶勇在京城市委黨校廳局級以上幹部理論培訓班上，發表了題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防止西方和平演變”的重要講話，第二天便刊登在《京城日報》頭版頭條的位置上，頓時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由於京城在共和國政治上特殊的地位，引發了連鎖的反映，《rm日報》在理論版全文轉載了陶勇的講話，引發了全國性的大討論，支持者有之，反對者也比較強烈，說陶勇是杞人憂天，過於敏感。

左江是在接到陶勇的電話後，讓陳志欣從學校裡找來的《rm日報》和《京城日報》看到陶勇的講話，全文看過之後，左江不得不承認陶勇這篇文章做得十分精彩，左江和陶勇的談話只能算是一個提示，陶勇卻做足了功課，從那輛初期到改革開放，從東歐鉅變到蘇聯嚴峻形勢，一環扣一環的分析，而且找足了理論依據，在政治上陶勇無疑是行家裡手。

陶勇在講話的開篇就提到：“和平演變”，是西方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項長期的戰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美國核壟斷地位的被打破、北約和華約兩大軍事集團的產生，規模空前的冷戰時期開始了。西方國家的政治家意識到，透過一場真槍實彈的“熱戰”不但難以擊潰社會主義國家，而且這種戰爭的代價是西方國家自己也難以承受的，於是，以杜勒斯、凱南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外交家，提出了“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他們企圖透過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接觸，用西方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影響和改造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特別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會主義國家逐步變得對資本主義無害，逐步演變成和西方一樣的“自由世界”。

左江其實根本不知道“和平演變”這個名詞產生於本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由美國議員杜勒斯、凱南提出的，還以為是蘇聯解體後才從理論上產生的，而偉大的毛澤東主席在50年代末就敏銳的發現了這一問題。看著陶勇的講話心裡不由得汗顏萬分，從陶勇對篇講話下的功夫看，顯然他對此是極為重視，要做一件事情就要做足功課，這是一個成熟政治家的表現。

50年代後期，毛澤東最先覺察到了帝國主義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的“和平演變”戰略的危險。1959年11月，他講到：杜勒斯所說的和平轉變，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1964年1月，他公開揭露美帝國主義“力圖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實行資本主義復辟”。同年6月，他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說，對於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麼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

毛澤東認為在什麼情況下帝國主義的這種圖謀有可能得逞呢？他說：“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後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為了避免發生這種歷史性的悲劇，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總結蘇聯的經驗教訓的過程中，提出過許多重要的思想。

陶勇講話的佈局很巧妙，由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主席對防止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論述中，引到了蘇聯的身上，接著開始論述蘇聯現在的形勢，他說，毛澤東主席就曾敏銳地指出：“在蘇聯的幹部隊伍中是有這麼一個特殊的階層的。“他們有權、有勢、有錢，特殊於廣大人民群眾和一般幹部。”他們成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的主要社會基礎。赫魯曉夫提出的系統化的錯誤觀點，就是代表他們的利益和要求的。他認為，這類問題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