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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徐先生,你說話行走、禮儀舉止無一不是他人教你的,若是你剛剛生下來被遺棄於獸群之中,即便你能夠活下來,恐怕也只能像野獸一樣,豈能稱之為人?”
“說的好,說得好!這個泰西哲人果然是大智大慧,不過你和我說這個與我先前說的那些又有什麼關係?”
“你方才說正統之後風氣敗壞,是以士人皆汲汲於利,爭置產業,操守大壞。卻不想士人也是人,他們也是有父有子,有座師有同年,若是這些都沒有了,他們就不再是士人了,你怪他們操守大壞,可若是他們謹守節操,不要說當官,恐怕連士人都算不上了吧?”
徐渭知道周可成說的不假,他自己就是個典型的例子,混到連要靠給孩子開蒙學混飯吃,每天只能靠吃粥度日,秀才的身份,神童的名聲不但不能給他帶來什麼好處,反而成為旁人的笑柄。而那些富家子弟,哪怕未曾入學,旁人也如同眾星捧月一般,他長嘆了一聲:“風氣敗壞如斯,非人力所能抗衡!”
“應該是說風氣變化,非人力所能抗衡!”
“變化?”徐渭敏感的注意到了周可成用詞的細微差別:“難道東翁還以為這是好事?”
“不敢說好事,但至少不全是壞事,應該一分為二的看問題嘛!”
徐渭看了看周可成,冷笑道:“我倒是忘了東翁是個商人,不過俗尚奢華、浮華日盛、父子兄弟亦為金帛屋舍而壞了情誼總不是好事吧?”
“自然是好事!”周可成笑道:“正統之前莫非就沒有奢華之人?兩京勳貴、天子宗室何嘗不是錦衣玉食,彼等百事不做而窮奢極欲,憑的不過自己的身份;今日商人士人奢華,憑的是錢財。錢財是自己掙來的,身份卻是投胎來的,難道辛辛苦苦掙來的奢華叫奢華,憑投胎來的奢華就不叫奢華?”
“這個——,這個!”徐渭被周可成這番話說的張口結舌,腦子裡一片混亂。中國古代雖然常將富貴二字並稱,但在實踐中卻是“貴富”,即貴者必富,但不可因為富而貴。司馬遷雖然在《貨殖列傳》裡說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鉅萬者乃與王者同樂,但那不過是這些“素封”(沒有官爵的富家)在古代中國最後的一點餘暉了。在漢武帝的鹽鐵、算緡、告緡、平準、均輸等法令之下,他們紛紛破家,在接下來的兩千多年裡再也沒有恢復到太史公在貨殖列傳中描繪的那種可與王者分庭抗禮的地位。
而發生這一切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管仲在其著作《管子.國富》之中提出“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即全社會如果只有“農戰”這一條出路獲得富貴的,那這個國家的戰鬥力最強;如果有兩條出路獲得利益則軍隊就會衰弱;更多就等而下之,甚至國家會因此滅亡。其後商鞅更是把管仲“利出一孔”的思想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甚至反對詩書,反對言談,反對私教,禁除遊學,以對民眾進行思想控制,《商君書說民篇》中說“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農戰篇》雲:“善為國者,官法明,故不任知慮;上作壹,故民不偷淫,則國力搏。國力搏者強,國好言談者削。”
戰國殘酷的競爭也證明了這一理論的正確——施行了這一制度的秦國國力強盛,消滅了人口更多、文明程度更高、人才更多的東方六國,完成了統一大業。雖然後世虎狼之秦被視為反面典型,但其“利出一孔”的思想始終被統治者視為建立維持大一統帝國的不二法門。像徐渭這樣計程車人不管多麼藐視禮法,放蕩自行,但在還是認為國家,或者說皇權(當時的人無法區分這兩者的)擁有對社會財富的最高分配權,任何觸動這一法則的行為和思想都被視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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