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零四章 南宋經濟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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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見一斑。

宋金兩國的榷場貿易極大的豐富了兩國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金國主動吸收南宋的經濟和文化，進一步促進了女真族的發展和進步。金國的各種物資和文化與南宋交流，也為南宋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作為宋金雙方榷場貿易中代表的盱眙、泗州兩處榷場，它們的存在減少了對方的敵對情緒，給人民帶來一種和平的氣氛，對飽受戰火蹂躪的沿淮兩岸經濟的復甦，也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

泗州榷場一年的收入達五萬多貫，而盱眙榷場更是高達二十萬貫，這還是宋金邊界一處榷場帶來的收益。

如果把宋金邊界大大小小的榷場加起來，南宋在邊境貿易中可以說賺的盆滿缽滿，完全可以覆蓋交給金國的歲幣。

農業和貿易的雙管齊下，導致南宋初年的城市化率越來越高。

市鎮這一概念最早出現於宋朝，而秦檜當政的紹興時期（1138-1155年），市鎮經濟被徹底發揚光大。

臨安城四郊十五里內新增市鎮七處，同比宣和六年（1124年）增長兩倍多；建康城近郊新增市鎮八處，增長率達四倍；此外紹興城外十公里新增各級市鎮十九處，台州城外市鎮增長九處。

經濟重心的南移給了南宋新的活力在長江流域大力發展市鎮經濟，大量市鎮的繁殖意味著商業的發展，商業的發展帶來了高昂的商稅，與此同時商稅在總稅額中的比重也越來越大。

以紹興府為例，從北宋宣和年間至南宋紹興十七年，紹興府的商業稅由貫增至貫，增長79.21%，其中商業稅佔總稅收的27%增至45%。

由此可見，在秦檜把持朝政的這短時間內，市鎮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以商稅為核心的政府稅收模式建立起來，以市鎮為核心的城鄉佈局逐漸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