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與陳伯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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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不念舊惡，“將軍無昔人（朱鮪、張繡）之罪，而勳（指討東昏侯）重於當世”，就很有說服力；引證《易經》上“不遠而復”的話，強調“迷途知返”，就有理論根據。真心話自與真感情相伴而至，丘遲語重心長地告訴陳伯之，“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陳伯之牽腸掛肚的事釋然於心，自會相信“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是真的。這樣理愜情真的勸說，對方不能不動心，不能不考慮。

第三段進一步剴切地陳述現實的利害，“盡言”“盡情”又有所深入：而今梁朝君臣相得，榮華富貴可以“傳之子孫”的情景，是陳伯之衷心向往的。而側身異族的危殆，不論從歷史和現實講都是嚴峻的；何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都是可以覆按的事實。光說北魏宣武帝元恪即位以來，統治中樞的激烈政爭就夠怵目驚心了。公元501年宣武帝的叔叔咸陽王元禧圖謀起兵被殺。公元504年北海王元詳遭權臣高肇之忌，被囚暴卒。推前幾年（497）因孝文帝遷都洛陽，血案迭起：太子元恂，貴胄元業、元隆、元超，大臣穆泰等相繼被殺。由於南北對峙，邊境上常有叛降之事發生，而公元505年竟有三個北魏重要人物降梁：正月，驍騎將軍鎮守合肥的夏侯道遷降梁。二月，氐王楊集起、楊集義叛魏，斷漢中糧道。十一月，益州刺史王足奔梁（均見《通鑑》天監四年）。接觸這些敏感的事實，陳伯之會有一種“魚遊於沸鼎之中，燕巢于飛幕之上”的危機感，不能不認真自謀。

第四段宕開筆墨寫“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迷人醉人的江南春景，和第二段“高臺未傾，愛妾尚在”的溫馨生活聯絡起來，怎能不使陳伯之動歸首之情？緊承這一段樸素優美的寫景文字，接踵而來的是迴腸蕩氣的抒情排句“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把感情推向高潮。人們歷來激賞“暮春三月，江南草長”等四句，認為這是寫活了江南暮春綺麗的風光。人們也承認這寫景名句有強烈的移情作用。然而，似乎還應該注意到，這些寫景名句，只有如此這般地鑲嵌在《與陳伯之書》裡，才顯出非凡的動魄悅魂的力量。人們眷戀故土的感情是沁透心脾的。中唐詩人劉商在他頗負盛名的樂府詩《胡笳十八拍》第六拍中寫道：“怪得春光不來久，胡中風土無花柳。”南方旖旎的花柳春光，對羈留北土的蔡文姬當然是不堪回首的。晚唐詩人錢珝在他的七絕《春恨》之一里寫道：“負罪將軍在北朝，秦淮芳草綠迢迢。高臺愛妾魂消盡，始得丘遲為一招。”把陳伯之的故國之思理解得較全面，既包括故土的眷戀，也有親人的縈懷。丘遲的信從這兩個方面較深地觸動了陳伯之的思緒，一定程度上叩開了叛將的心扉。

第五段既是必不可少的收束，也有一點宣傳勢頭。誇張梁朝的“盛德”服四夷，是空泛一些，但特別提示此次身膺北伐重任的是臨川王蕭宏殿下，卻值得玩索。蕭宏此次掛帥，不僅因他是梁武帝蕭衍之弟，“明德茂親”，來頭不小；尤其在“北人”眼裡有不尋常的反響：“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之有”（《梁書·太祖五王傳》）。陳伯之自然是“北人”中之一員，他對蕭宏北伐將會有怎樣的反響，丘遲秉筆時一定有過掂量。

必須看到，丘遲寫這封信具有權威身分。丘遲的這種權威身分，陳伯之是明確意識到了。時代略晚於丘遲的歷史學家劉璠（510—568），在《梁典》裡記述：“帝（蕭衍）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於魏，為通散常侍。”（轉引自《文選》李善注）這一條史料值得重視，它明確告訴我們：《與陳伯之書》是梁武帝蕭衍授意呂僧珍讓丘遲起草的。呂僧珍是梁武帝的親信大臣，梁武帝受禪後他是“散騎常侍，入直秘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自是軍機多事，僧珍晝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