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與陳伯之書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貴胄投奔梁朝，使集結洛口的北伐軍平添聲色。此時此刻，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都顯示了重要意義，如何將“勸降書”寫得得體，能打動對方，的確是不容易的。

信是從肯定陳伯之的才幹寫起的。“勇冠三軍”，“慕鴻鵠以高翔”等詞色很重的獎借話頭，不能看成虛美，是為“昔因機變化”作鋪墊的。丘遲充分肯定了陳伯之四年以前隨梁武帝蕭衍引兵進圍建康，消滅南齊東昏侯暴虐統治之舉。但是，細按史書，陳伯之當年的起義是頗為猶豫的，說穿了，他是蕭衍逼降的（逼降的經過，具詳《通鑑·中興元年（公元501年）》）。然而，參與討伐東昏侯，畢竟是陳伯之政治生涯中最“光彩”的一頁。沒有對這一頁的充分肯定，就樹立不起陳伯之重新歸義的信心與決心。然而，揄揚之筆也不能突兀生硬，總得有前因倚托。因此，“勇冠三軍”云云雖稍嫌過譽，但把它放在“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這一段有滋有味的回顧之前，就特別中聽，顯得順理成章。寫到這裡，再將過去的明智、顯赫，與今日“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的卑怯加以對比，真使人愧煞，悔煞，難以自容。過去的評箋家，只從章法上著眼，認為這是一種“擒縱之法”，實質上這更是在“盡言”，是“言以散鬱陶”，是對老朋友肝腸內熱的開導，給老朋友解思想疙瘩。

信的第二段先是分析陳伯之失誤的原委。“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於此。”針對陳伯之多疑的性格弱點，這一段剖析事理很細，很有層次。

陳伯之是一個“目不知書”、草莽起家的亂世英雄，在擾攘的齊梁之際，他發跡了。公元494年，他還是平西將軍王廣之軍前的部將，過了四年就獨當一面，升任冠軍將軍、驃騎司馬，在淝口一帶與北魏抗衡。再過一年即被東昏侯大用，為江州刺史都督前鋒諸軍事，據尋陽以拒梁武（蕭衍），而尋陽則是齊朝西面的重鎮。在齊、梁建康決戰之際，他的確是舉足輕重的大人物了。當蕭衍逼降他的時候，他“猶懷兩端”，直到蕭衍大軍壓境，他才殺了新蔡太守席謙“束甲請罪”。而他作了蕭衍的江州刺史不到一年，就由“自疑”而投奔北魏去了。這個“自疑”是陳伯之性格中最突出之點，也是他反覆無常的內在原因。政局急劇動盪，使軍閥們最重視儲存實力，計較眼前利害，陳伯之的反覆與此有直接關係。丘遲緊緊抓住陳伯之“自疑”的性格特點，“抑揚乎寸心”，解陳伯之的思想疙瘩，可謂深中肯綮。天監元年（502），陳伯之“沉迷猖獗”，叛梁降魏，第一位的原因至少是“不能內審諸己”（自己沒有主見），同時也不能忽視“流言”的蠱惑作用。對於朋友的這個嚴重的歷史問題，如有意迴避，則進言就不真誠，對方必難以置信；如過於追究個人責任，這個“草莽英雄”也會產生對立情緒，聽不進忠告。只有這樣設身處地、推心置腹的分辨是非，才顯得出老朋友之間“肝膽相照”的友誼。關於陳伯之的“沉迷猖獗”，《梁書·陳伯之傳》的記載是清楚的：彼時有個野心分子褚{緭}，在建康鑽謀不到好職位，看到“陳伯之擁強兵在江州……有自疑意”，於是就跑到江州攛掇陳伯之。而陳的親信鄧繕、戴永忠“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奸險”。而恰在這時，注目江州的梁武帝蕭衍，又派陳伯之的兒子陳虎牙從京城到江州“私戒伯之”（《通鑑》），並委派替換鄧繕的人，於是矛盾激化了，陳伯之在一群策反者的包圍下，作出了投降北魏的決定。丘遲在這樁歷史公案面前是非清楚，詰責極有分寸。信中持論如此正，陳義如此高，自會令人心折。然而，丘遲的“盡言”尚不止此，他要把陳伯之疑懼的根子挖出來。信的第二段接著極論梁朝寬大政策，遠引歷史著名事例，近舉陳伯之切身私事，反覆設譬，層層論證，就是這個用意。對比劉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