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陶淵明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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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編錄，在陶淵明逝世百年之後，編成了《陶淵明集》，使其作品免遭散佚之災。這事本身，功德已不可限量。而這篇序言，正反映了蕭統編定陶集的思想認識，初次給陶詩以應有的評價和較高的地位，反映了他對陶詩與眾不同的認識和愛好，具有非同尋常的歷史意義和文獻價值。

全文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闡述作者對於立身處世的觀點。他提出一個“道”，認為“道”是立身處世的準則，是最高境界。作者首先指出兩種處世方式，一是“自衒自媒者”，一是“不忮不求者”。認為前者是“士女之醜行”，後者是“明達之用心”，是非褒貶，一目瞭然。然後由聖人賢人的韜光遁世，推引出這個“道”字來，提出“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的中心命題。他認為，人生居一世，倏忽如白駒之過隙，稍縱即逝，所以“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怎麼能夠整日為憂慮恐懼所糾纏，被庸俗雜事所驅使呢？“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是作者對於“道”的具體闡述。接下來，便圍繞著得“道”與失“道”，從兩個方面進行論證。一曰得顯達者未必得“道”。他舉出歡娛、飲食、榮耀、顯貴之至極者，認為“樂則樂矣，憂亦隨之”，因為宦海沉浮，官場險惡，常常是福禍難量，慶弔相及。因而，智者與愚夫處之，便是截然不同的態度。智者勝履薄冰，愚夫若洩尾閭。智者賢人雖居之，但以求“道”未臻之故，而常懷憂戚之心；愚夫貪士猶競之，則去“道”愈遠而所趨愈卑。所以說，得顯達者未必得“道”。二曰處窮困者未必失“道”。“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這兩個顯明的比喻，說明了居處高低，不是衡量“道”的標準。而“玉之在山”句，說明處者以高顯而招身破，是總綰上文；“蘭之生谷”句，說明處者以低微而得身全，正啟揭下文。所以，這二句比喻，作為轉折，確乎自然貼切，巧妙無比。下文列舉莊子、伯成、安期生、老萊子的事蹟以及鴛雛、雜縣的典故，都是進一步論證“蘭之生谷”的道理。聖者賢者韜光遁世，所以才“道存而身安”。行文至此，大義已明，作者仍感意猶未盡，將筆觸再度伸向歷史的長河，捕捉到更多更顯目的正反兩方面的生動事例，一一數來，歷歷如貫珠，進一步增加了說服力。子常、寧喜、蘇秦、衛鞅、主父偃、楚子、霍光之流，都曾有過風雲一時的顯耀，達則達矣，皆因“道亡而身害”。這是回應第一層得顯達者未必得“道”的意思。唐堯天下之主，王子喬天下之儲，皆有韜光遁世之心，視榮華富貴如敝屣，是為得“道”，所以“道存而身安”。這又補足了第二層處窮困者未必失“道”的意思。文氣上下貫通，首尾呼應。最後才總括起來，認為至人達士，應當斂跡息影，韜光養晦，入世而不泥於事，寄心為事，得意而忘形。在作者看來，這就是“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臻乎此，便可謂得“道”。

作者坐而論道，宏論滔滔，為下一步論述陶淵明及其作品，做了實實在在的鋪墊。這同時也就向我們揭示了一個視角、一個觀察點：蕭統是從立身處世的角度來認識陶淵明的，正是在這一點上，他欣賞陶的態度，推崇陶的方式。陶淵明其人，就是蕭統的“道”的典型代表和理想化身。蕭統的大段議論，在陶淵明身上才落到了實處。所以，序文的第二部分，則著重論述陶淵明其人及其作品。“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這本身已十分新奇，足以昭示陶的與眾不同的性格；而“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者也”，則更清警俊拔，深刻揭示了陶詩的深沉雋永的內蘊。本句句式與第一部分末句“情不在於眾事，寄眾事以忘情者也”基本一致，所表達的思想內容也基本相同，寄事忘情與寄酒為跡，其旨一也；且以一“亦”字從形式上標誌出前後文氣的賡續關係：前者收綰上文，後者啟迪下文，上下前後的內在聯絡十分清楚地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