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宋】歐陽修《朋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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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武宗李炎（841—846）、宣宗李忱幾朝，歷時近四十年之久。[11]及昭宗時：昭宗李曄（889—904）為昭宣帝之誤。[12]“盡殺朝之名士”二句：唐昭宣帝天佑二年（905），李振唆使朱全忠殺死朝臣裴樞等七人，李振說：“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文中“昭宗時”，系作者誤記。

賞析：

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韓琦等同時執政，推行政治改革，史稱“慶曆新政”。朝廷內部的保守派強烈反對新政，以“朋黨”之名傾陷范仲淹、富弼等人。慶曆四年（1044），范仲淹、富弼等先後離朝外放，新政失敗。歐陽修是新政的積極支持者，在朋黨之說紛然的情勢下，他寫了這篇有名的奏章。

作者針對統治者下詔戒止臣下結為朋黨和客觀上存在朋黨的現實，在文章中不是否認朋黨的存在，而是著重申說朋黨的君子、小人之別。他先從社會發展的事實立論：“朋黨之說，自古有之”。證明朋黨的存在有其歷史的依據，同時也為下文徵引史實下一伏筆。接著大筆一振，鮮明地提出：“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從政治角度闡明君主辨清朋黨的君子、小人之分是極為重要的關鍵。隨後，作者概括指出“同道”與“同利”是君子、小人之朋的根本區分所在，這是從正面闡說；筆鋒一轉，作者又翻進一層，論述小人實際上無朋，君子才能有朋，這一點遠遠超出一般的朋黨之說。范仲淹曾對宋仁宗說過：“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上鑑辨之耳！”（見《范文正公年譜》）范仲淹所講的朋黨邪正之分，也就是歐陽修所說的君子、小人之別，這是兩者之所同。但歐文並不停留在這一步，而是揭示出“道”和“利”是區分朋黨邪正和君子、小人之別的要素，並在此基礎上深一層剖析：小人、邪者以“利”相結，同“利”則暫時為朋，見“利”則相互爭競，“利”盡則自然疏遠或互相殘害，從實質上看，小人無朋；與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結，以道義、忠信、名節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從這一意義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對比鮮明，自然得出“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的結論，論證十分有力，同時帶起下面一大段文字。

文章的第二大部分，廣泛列舉史實，從各方面論證用君子之真朋則國興，用小人之偽朋則國亡。對上文開頭的“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是遙相呼應；對上文結尾的“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補充和論證。文中援舉堯時退四凶小人之朋，進八元、八愷君子之朋，使天下大治；舜連用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君子之朋，天下也隨之大治。這些都屬正面引用，闡明天下大治，必須退小人之朋，而進君子之朋。接著援舉紂有臣億萬，但各懷異心，實際上是無朋，紂正因此亡國；周武王有臣三千，同道、同心，自然也就同力，實際上是一大朋，周正因此興國。正反引用，加強對比，闡明小人無朋，君子有朋，有關國家興亡。最後，再以東漢桓、靈時的黨錮之禍、晚唐昭宣帝時朱全忠殺害名士的史實，引用反面例證，闡明迫害殘殺君子之朋導致亡國的歷史教訓。作者或正，或反，或正反對比，反覆論述君子、小人之朋的進退關係到國家的治亂興亡，舉證多樣，剖析精當。

全文的第三部分，在大量援引歷史例證的基礎上，著重闡述迫害君子之朋則國亡，信用君子之朋則國興的意旨。先緊接上文，從殷紂使人異心，漢末禁絕善人為朋，晚唐誅戮清流名士等反面史實，作出“皆亂亡其國”的結論。然後，以舜能明辨，信任君子之朋，周能廣用、重用君子之朋的正面史實，指出舜因此稱為聖者，周因此興國的結果。全文至此，作一收束。結尾“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