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宋】王安石《書《刺客傳》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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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的策略呢？“讓誠國士也”，這是欲抑先揚之筆，緊接著折筆回鋒，直斥豫讓並不能預先為之出謀畫策，救智伯之亡，最終只獻出了自己無足輕重的生命，這還能夠得上和人家較量、對抗嗎？這一透闢的分析，就使“國士”這個稱號顯得黯淡無光了。“獨怪”的“怪”，自然怪得有理有據。重抑之後，又繼之以輕揚：“其亦不欺其意（《史記》作“不欺其志”）者也”，真是一波三折，極為勁峭。

對於聶政、荊軻則合而論之，與前者筆法迥然不同，顯得搖曳多姿。聶政刺殺韓相俠累成功，荊軻刺殺秦王嬴政失敗，這是不同點；但聶政為嚴仲子所收買，而荊軻為燕太子丹所豢養，卻有相同之處。這“售”、“豢”二字，既是相提並論的黏合點，也是著重貶抑的主要依據。重貶之後，又繼之以輕揚，接著指出這兩人都處在社會地位低下貧困之時，他們能夠“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一張一弛之間，筆勢由嚴峻又趨於緩和了。可是，一個“待”字，卻在曲波回瀾中又激起了更為陡峭的浪頭。王安石最後終於堂而皇之地舉出“道德”的大纛，這就使司馬遷所謂的“名垂後世，豈妄也哉”的結論從根本上搖搖欲墜了。那些懷著道德以待為世所用的人，比那些蓄有陰謀以待為人所用的人怎麼樣呢？鮮明的對比，真有天壤之別，不可同日而語了。文章緊扣住“待”字，以高屋建瓴之勢，囊括了全文，赫然展示了主旨。妙在以反問句讓讀者自己去作結論，顯得理直氣壯而不武斷，使人不能不為之首肯。如此結尾，真可以稱之為筆有扛鼎之力。

王安石是文學家，更是政治家，他具有深刻犀利的分析能力和非同一般的見解。他不贊成以謀殺手段解決政治問題，認為真正的“國士”應該是有道德、有經邦濟世才略的人。這一認識，至今依然閃耀著理智的火花。王安石對戰國時代養士之風，也是持否定態度的（見《讀孟嘗君傳》），這與他寫這篇短文的思想基礎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