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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則成為諸葛亮為國事竭盡心力的千古名言。
細細玩味,前、後兩表所依據的現實,所反映的問題,所喻指的物件,所論述的旨趣並不相同,於是在寫法乃至風格上也就有明顯的差別。
就寫作年代而言,後表作於蜀漢建興六年(228),與前表相距僅一年,但蜀漢帝國面臨的形勢卻起了變化。一年前,正當諸葛亮率師第一次北伐中原。北伐是蜀漢的既定國策,事前又做過長時期的準備,所以對那次軍事行動朝廷上下都無異言,而諸葛亮需要反覆叮囑的也只限於後方的鞏固問題。可是,首次出征並未取得預期的成果,在小有獲勝之後,前鋒馬謖潰敗於街亭,迫使蜀漢大軍不得不放棄已佔有的土地而退守漢中。事隔一年,而今又提出第二次北伐,自然會引起各方面的疑慮與質詢。《後出師表》便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的。因此,拿後表與前表相比較:前表的主題在內政,後表的重心則轉到了軍事方略;前表的說話物件是後主劉禪,後表的針對性則指向“議者”(持反對意見的人)。這也就決定了前表的基調是規勸和陳情,而後表則轉變為論辯與駁難,其間當然也闡述了作者的正面見解。
由此可以領會後表在文章組織上的安排。它不像前表那樣以勸諫和述志作為基本內容,卻是從“破”與“立”兩個方面來表述自己的主張,從而形成全文的三段式結構:即立論、駁論、結論三個有機部分。
開篇立論,透過三方面的陳述來實現。首先,以先帝的遺命,即蜀漢的既定國策為依據,揭示了“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基本原則,證明出師北伐的必要性。這一基本原則不可能動搖,作者的論證就有了權威性,於是成為文章的大前提。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並不停留於一般地演繹這個大前提,而是把它同具體的政治形勢結合起來考察,指出在敵強我弱的力量對比之下,“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這就使文章的立論擺脫了純道義說教的迂腐色彩,建築在審時度勢的堅實基礎上,體現了政治家文風的特色。接著,作者回顧自己受命以來的所作所為,“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深入不毛,並日而食”,種種努力都是為了“奉先帝之遺意”,進一步說明北伐的勢在必行。而後,又對眼下曹魏政權兩面受敵,“適疲於西,又務於東”的不利情況作了分析,力主抓住這一大好時機用兵進取。就這樣,由遠至近,一層層闡明瞭當前再次出師北伐的理由,為全文確立了基點。
光正面立論不夠,還需要就“議者”的質詢作出回答,於是轉入駁論。駁論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除人們的思想顧慮,即蜀國新敗之後,再次伐魏,是否太擔風險的問題。針對這一疑慮,文章一連舉了六件事實進行辯駁,大致可歸納為三組。前兩例屬歷史的事實。一是漢高祖劉邦,儘管他高明出眾,謀臣精良,在創業過程中也仍然要“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二是漢末割據州郡的劉繇、王朗,只會“論安言計,動引聖人”,不敢冒險犯難,從事征戰,結果為別人所兼併。兩個事例一正一反,共同說明了舉大業必須冒危難,不能“坐定天下”的道理,這是反駁的第一層次。中間兩例舉敵方的事實。先說曹操才智過人,善於用兵,但也經歷了“困”、“險”、“危”、“逼”、“幾敗”、“殆死”等一連串磨難,始爭得暫時的安定,自己怎能“不危而定”。再說曹操素以能幹著稱,打仗亦多次遭受失敗與挫折,自己又“何能必勝”。表面看來,這兩個事例所包含的意思和前面差不多,實際上進了一層。前面只是一般地解說“危然後安”的道理,這裡則顯然針對第一次北伐的失利加以辨析,所以列舉曹操困頓、挫敗的情節不厭其詳,並且處處聯絡自己作比較申述,這是反駁的第二層次。後面兩例舉我方的事實。從軍事實力看,幾十年間積聚起來的精兵良將,隨著歲月的消逝將逐漸減損。再從經濟實力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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