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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眾同欲”的建議,以為有“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之效。作者雖然沒有一味論及榜題二庫的過失與後果,卻以高屋建瓴、以大燭小的分析,改過成德、固其大寶的指點,從縱橫交叉的立體視點上斷絕了德宗的退路,使之無以推諉而拒諫。
二、多方對比。為了增強說服力,作者在立論、論證、結論的每個步驟上,都毫無例外地用了比較。如文章的最後一部分,有“天姿英聖”的陛下與智者、明者的映襯對比,也有“行與否”的結局對比;有眼前與長遠的小大之比,也有恭維性的廉賈、中人與大聖的對比,促使德宗改過遷善,付諸實施。同樣,作者在每個論證環節上,亦是如此,如歷史論證方面,有德宗與玄宗二代君主的比較,其中又包含若干個小的對比:悖入悖出的古訓對比、二十七年中兩代君主因二庫致亂出逃、庫藏餌寇的類比,顯然亦暗含若再設二庫必再蹈覆轍之意。由於奏狀是勸諫德宗的,所以作者比較集中地將德宗本身的言行作了對比,如嗣位之初“務遵理道”與後來專欲二庫的對比,奉天之圍解除前後的對比。這些不同的言行,又導致了不同的後果,這本身又是一種鮮明的對比,如清風肅然與兵變致亂的對比,畢命同力、共御亂軍與謠言方起、軍情稍阻的對比,從而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最高統治者的一言一行,都會導致關乎國家前途的不同後果,促使德宗高度重視自己的勸諫,廢棄二庫,矯失歸德。
三、情、義、利三者結合。這篇奏狀的“義理之精”(曾國藩語),已為公認,有的已成名句,如“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同時,本文對利害得失的分析也是非常尖銳、刺耳的,如說設立二庫是德宗壅利、行私,導致人心離散是理所當然的,而且還可能有“構奸鼓亂、幹紀而強取者焉”。這樣說,雖然有兩次禍亂為事實根據,但更主要的還是作者那“忠言不逆耳”的表達藝術在起作用。作者始終站在德宗的角度上議論古今,指陳是非,處處為對方的脫離困境、長治久安著想,設身處地為之謀慮,所以文中論述的物件總是“聖人”“天子”“陛下”“至尊”“萬乘”“鑾輿”“為人上者”“大聖”,而提到的古人,也往往是燕昭、殷紂、周文、齊宣、漢文、晉武等歷代人君,而且文中六次提及“天子”,八次呼及“陛下”。言天子者,見平和、普遍之理;言陛下者,含親切、真摯之情。像德宗這樣一位胸無大志、蕩心侈欲的君主,要勸說他剋制私慾是極其困難的,作者在曉以大義、戒以利害的同時,也常常穿插讚揚德宗的優點,恰到好處地恭維幾句,如奉天之圍時無以享受,作者則譽之為“不厚其身,不私其欲”,這樣也從心理上考慮到了對方的接受程度。再如要德宗改過從善時,連呼六聲“陛下”,很動感情:先以“天姿英聖”揚之,繼以“行與否”詢之,次以“慎之惜之”戒之,復以“近想”“追戒”勸之,終以“人思建功”“孰不歸德”導之,絲絲入扣,層層逼進,又懇切體己,真摯用情。
四、駢散結合,一氣貫注。作為公牘文,自六朝至唐初均用駢體文寫作,往往有大義隱微、蕪累傷氣、浮靡失實的毛病。陸贄則採用散文風格來寫駢文。一般來說,散文重氣勢,駢文重氣韻;散文講究通暢、古樸,駢文推崇含蓄典麗。本文則吸取了兩者之長,體現出駢文散化的新氣象。句式對偶,卻明白曉暢;偶用典故,並不艱深晦澀,而且是為了說明事理;句式排比整煉,但又根據內容需要,夾以散行文句,既得義理之精,又見氣勢之盛,讀來朗朗上口,音韻鏗鏘,又氣盛言宜,奔放暢達。這兒僅舉“運單成復”為例。駢文發展到唐代,已形成所謂“四六文”。本文也基本上採用了“四六”句式,同時又有所改造與突破:一是在對偶句的前後,夾以不規則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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