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柳宗元《石渠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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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別舍弟宗一》）一切景語皆情語。有此遭遇，便有此情懷；有此情語，便有此景語。在文中，石渠和作者自身，已達到難解難分的高度交融，山水草木，皆已染上了作者的喜怒哀樂。柳宗元在元和四年《與李翰林建書》中曾對這一情形作了確切的說明：“僕悶即出遊，遊復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蝨，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蹔}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

但是，作者的性格深處，並沒有被這些磨難輕易地擊垮，作品強烈地表現了作者不屈從於“翳朽”的抗爭意識，以及抑醜惡、揚美善的正義感。石渠微流，本來就已曲折紆餘，歷盡磨難，然而土石壅塞，荊棘叢生，枯枝遍地，更使渠水滯澀不暢。在這“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永州韋使君新堂記》）的環境中，作者親自動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掃除令人憎惡的障蔽之物，還山水的自然本色美。作者的愛憎之情，借草木山水而發，表現了他憂鬱中不絕望，重壓下不易轍的難能可貴的高尚品格。

作品還有一個十分明顯的主旨，那就是為埋沒無聞的自然山水鳴不平。作者有感於永州山水的沉埋不遇，嘆惜之情，溢於言表，故撰文刻石，以昭示後世之知音。山水有佳境，卻無聞於世上；而人間之英才，沉埋無聞之餘，更兼遭遇扼殺和迫害。作品更深沉的浩嘆，正在於此。明代文學家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鈔》中指出：“愚竊謂公與山川兩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巖穴之奇；非巖穴之怪且幽，亦無以發子厚之文。……抑可見天地內不特遺才而不得試，當並有名山絕壑，而不得自炫其奇於騷人墨客之文者，可勝道哉！”這個“兩相遭”說得很中肯綮，只有柳宗元的身世遭際，才有可能傾心於石渠幽景；也只有永州的無名勝境，才有可能激發出作者如此強烈的共鳴。所以說，《石渠記》既寫了石渠，也寫了人：石渠就是作者，作者就是石渠，妙在似與不似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