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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強調‘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從西漢到北宋,主流的定義都是說要‘重義輕利’,而非絕對忽視‘利’,或者‘義’與‘利’相對立如果汪與立拿之前的說法,避開糾纏,尋本朔源,是有機會扳回來的,如此一來兩個回合的試探算是結束了,汪與立很有可能出殺招,接下來萬一卓尚書接不住,就有可能會輸。”
在儒家傳統的義利觀,也就是漢儒的主要觀點,從《鹽鐵論》(在西漢昭帝始元六年召開“鹽鐵會議”,以賢良文學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另一方,就鹽鐵專營、酒類專賣和平準均輸等問題展開的大辯論)以後,就是“義利兩有”,但是“重義輕利”。
也就是說,漢儒既承認人們追求利益的合理性,但同時主張對於人們追逐利益的行為透過道德的準繩來評價,同時要求儒士“恥於言利”.漢儒還是相對務實的,不攔著人們搞錢,但是對搞錢不給予高評價。
朱棣微微蹙眉,反問道:“那你的意思是,北宋以後,‘義’與‘利’相對立?”
“是。”
“為何?”
“啊這.”
還能因為啥?
當然是因為完顏構建炎南渡以後,拋棄父兄,以“莫須有”的罪名冤殺岳飛,簽訂了《紹興和議》,宋金兩國東以淮河中流為界,西以大散關為界,從此“南自南,北自北”。
如此一來鐵血大宋的三冗問題就被神奇地解決掉了,而偏安一隅的南宋財政情況極大富裕,而南宋的理學家們不需要面對搞錢的壓力,自然就可以重新站在道德高地上對著“利”指指點點,甚至將“義”與“利”、“天理”與“人慾”徹底對立起來。
至於燕雲、兩河、關陝、中原、山東、淮北等地的漢人百姓,都說了“南自南,北自北”,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你陳亮想倡導事功之學,收復中原,那我一定要把你駁倒、駁臭。
哦,忘了說了,辛棄疾那首著名的《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裡面的“陳同甫”,就是事功之學也就是實學的代表人物,陳亮。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夢裡想去吧。
所以,漢唐-北宋-南宋,關於“義利觀”的思想脈絡轉變,便已經是一目瞭然了。
漢唐的主流是“義利兩有,重義輕利”;北宋有張載主張“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為美,不可一概而論”,也有二程主張“和於義乃能利物”;到了南宋朱熹則是極為偏激地主張“君子只見得義,小人只見得利”。
而這一切哲學思想的轉變,都是因為時代背景不同而產生的,與時代的經濟條件密不可分。
事實上,當“義利觀”的轉變與時代的經濟條件緊密結合的時候.難道不已經是一種答桉了嗎?
等朱高熾給朱棣解釋清楚的時候,汪與立也終於結束了思考。
一滴汗水從他的額頭滑落,墜落在團墊上暈染開來,汪與立的臉色已經有些微微發紅了,老年斑顯得異常刺眼,顯然剛才的思考耗費了他大量的腦力。
事實上,辯經跟圍棋是極為相似的,國手對弈,一著不慎滿盤皆輸絕非妄語,而像汪與立和卓敬這種上了年紀的老人相對跪坐辯經,還是在萬人矚目的環境下,對生理和心理更是雙重考驗。
不過卓敬的優勢是,他比汪與立更年輕,身體素質更好。
汪與立八十多了,他“才”六十多。
汪與立緩緩開口,聲音已經有些嘶啞:“二程有言,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太祖高皇帝固然德被四海,天下赤子莫不感其恩德,然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人皆知趨利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義當為與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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