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2章 第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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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以及重大的人事變化。新聞報道不僅是晴雨表，也是政治方向標。

新聞所謂的價值，與新聞的閱讀者有著密切的關係，它是人與人之間的精神活動。新聞其實是語言的控制者根據經驗給出的非自然的結果。

媒體要解釋什麼和不解釋什麼的問題，其實是誰掌握了發言權，誰就掌握瞭解釋權。讀者明天要看的東西盡在媒體的掌握之中；你要他看什麼，他就得看什麼。在媒體是塗塗劃劃，可在讀者那裡卻是權威釋出，成了可以引用的東西。

任何一個人都有一些沒有辦法寫成白紙黑字的東西，何況一個社會。

和媒體較勁大多數是自討苦吃，最好的辦法是迅速找到關鍵人物進行溝通，息事寧人。

真相捂得越嚴實，謊言就越流行。

新聞的工具論具有兩重姓：一是新聞從誕生那天就是某個人或者某個集團為達到目的而使用的宣傳工具，不管新聞使用什麼樣的語言，選擇什麼樣的所謂事實，其最後落腳點還是工具上。應該說這個工具的威力是極其強大的，是有組織有策劃的。另一層面是指受眾，他們把新聞當成提高學習的工具，也利用這個工具來達到一些個人目的。正因為有新聞工具論，才導致了新聞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權力。這個權力在今後會越來越膨脹，它在解決了真與假的問題後，開始圍繞製造矛盾、解決矛盾這個怪圈不斷達到預期的轟動效果，使新聞在滿足一切後再擺佈一切。而在意識形態領域又很難用法律去丈量。

媒體是座資源豐富的寶礦，就看你有沒有本事和經驗去挖掘了。

輿論會象一把利劍不見血地刺中要害。但這把利劍是雙刃的，未傷人就肯定傷自己。

中西媒體的差別在於，華夏的媒體隸屬於政斧，而西方的媒體是不屬於政斧的。

事實上，正是由於一種天然的對立，媒體才有其“第四種權力”之意義，而政斧對媒體的戒備亦由此產生，此一現象不分國別，西方國家也如此。只是在有效利用此種“對立”的意識和能力上，西方更富於政治經驗；而華夏對西方記者的謹慎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實在資訊傳輸越來越發達、公眾維權意識越來越強烈的今天，壓制媒體報道和封鎖訊息顯然不是聰明的做法。沒有權力制約和輿論監督造成的基層政斧的政治[***]，蕭宸甚至認為這是華夏社會保持最低限度公平的最大障礙，也因此成為華夏經濟繼續維持高速增長的最大不確定姓因素。

蕭宸的廉政灶和禁酒令被看做是他上臺後的第一把火。但他其實不想燒什麼火。新官上任三把火，這火從何燒起？新書記一上任，靠什麼開啟局面？就要靠批評，靠輿論監督。這批評和監督的，都是前任的問題，和他沒有關係，當然毫無顧忌，而這些問題正是他建立政績的機會。還有，他還需要藉此機會整頓吏治，那些和他不能同心同德的，那些和前任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借問題的揭露，正好換人。

如果新來的書記在這個位置上幹上幾年，成為老書記之後，便不再讓人對他的工作指指點點，品頭論足了，因為這個時候每揭露出來一個問題都和他有關。所以這個時候他需要的是大唱讚歌，要加大報道的力度，要對他的政績說足說透。所以老書記要穩定，搞新聞的戰戰兢兢；新書記要批評，搞新聞的更是戰戰兢兢。

讓批評不好，不讓批評也不好，都是人治的產物，都是讓新聞界為難的事情。只有當輿論監督得到法律的認可，依法進行監督，而不是新來的書記要批評的時候，這樣的監督才是真正的監督，這樣的批評才是真正的批評。

監督要等領導的指示，這是因為：

一是，沒有領導指示的時候不能監督。因為許多有問題的地方都是有背景的地方，沒有領導的指示，哪個動得了。